引言、對密碼武器的一個呼籲

這本書不是宣言，因為宣言已經太遲了。這本書是一個警告。

我們的世界正朝著一個新型的跨國反烏托邦迅速前進，而不是滑向它。這個趨勢對於國家安全以外的人來說尚未完全顯現，因為它被藏匿在祕密、複雜性和微小的規模之中。網際網路，我們最偉大的解放工具，已經變成極權主義的最危險推進器。網際網路正在威脅著人類文明。

這些變化是悄然而至的，因為全球監控產業的從業人員不願揭示真相。如果這種趨勢持續下去，數年內，全球文明將轉變成一個後現代的監控型反烏托邦，除了最先進技術的人，其他人將無處可遁。事實上，我們已經身處其中。

許多作者曾經思考過網際網路對全球文明的影響，但他們錯了。他們之所以錯，是因為他們缺乏親身經歷，缺乏對這個敵人的視角和敏感。我們曾經與這個敵人交手。

六年來，維基解密一直與幾乎所有大國作戰。我們從局內人的角度觀察這種新型監控型國家，因為我們揭示了它的秘密。我們以參與者的視角看待它，因為我們必須保護我們的人員、資金和資訊來源。我們以全球視角看待它，因為我們的人員、資產和資訊來源來自世界各地。我們以一個時代的視角看待它，因為我們已經多年來與它作鬥爭，見證了它的增長和擴散。這是一種看不見的寄生蟲，它在社會中成長，不斷壯大，並嵌入到網際網路中。它正在顛覆這個星球，感染每一個國家，甚至每一個人。

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在過去的一個時代，我們，網際網路的建立者和公民，曾討論過新世界的未來。

我們看到，這個新世界將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將改變國家性質，它將由人們交流資訊、經濟和權力的方式所定義。

我們看到，現有的國家結構和網際網路的結合將導致國家性質的改變。

首先，我們應該記住，國家是一個強制性權力流動的體系。國家內的各個派系也許相互競爭以獲得支持，但這只是民主的表面，國家的基礎是通過暴力威脅來強制執行的。土地所有權、財產權、租金、股息、稅收、法院罰款、審查、版權以及商標，這一切都是由國家的暴力威脅來強制執行的。

大多數時候，我們可能不會注意到暴力離我們有多近，因為我們都因為要避免暴力而放棄了一部分權利。就像水手能嗅到微風一樣，我們很少思考我們身處的世界是如何被表面之下的黑暗支撐著的。 在網際網路的新領域中，強制性權力的調節將是什麼？

這樣的問題是否有意義？在這個虛擬的空間中，在這個看似理念和信息自由流動的虛擬國度中，是否存在強制性權力的概念？一種可以修改歷史的權力，一種可以竊聽電話的權力，一種可以分裂人民的權力，一種可以將複雜性分解並建立高牆的權力，就像佔領軍一樣？

網際網路的理念和信息流動的本質被其物質基礎所影響。網際網路的基礎是跨越大洋海底的光纜，是在我們頭頂上旋轉的衛星，是設置在從紐約到內羅畢的城市建築物中的伺服器。就像用三尺長劍殺死阿基米德的士兵一樣，一支武裝的國家也可以威脅到我們文明的巔峰，我們的虛擬國度。

這個新的網際網路世界，從粗暴的原子構造的舊世界中崛起，渴望著獨立。然而，國家及其盟友行動起來，通過控制網際網路的物質基礎，奪取了對我們新世界的控制權。國家，就像圍繞油井的軍隊，或邊境上的關稅代理人，向我們施壓，他們將很快學會如何利用他們對物質世界的控制權，奪取對我們虛擬國度的控制權，這將妨礙我們渴望的獨立。此外，通過控制光纖網絡、環繞地球的衛星和地面接收站，國家可以大規模攔截我們新世界的信息流，而這個信息流是這個新世界的本質，即使每個人、每個經濟體系和每個政治關係都歡迎這個新世界。國家將滲透到我們新社會的經脈，吞噬每一種表達和交流的關係，吞噬每一個網頁、每一條信息和每一個概念，每天攔截數十億條信息，然後將這些強大的資訊永久地儲存在一個巨大的機密庫中。然後，國家將一次又一次地開採這些寶藏，這些人類智慧的集合，利用前所未有的複雜搜尋和模式識別算法，增強這些寶藏，不斷擴大攔截者和被攔截者之間的不平等。最終，國家將他們所學到的應用於現實世界，發動戰爭，發動無人機攻擊，操縱貿易和聯合國的委員會，為產業界、內部人員和政黨親信的龐大關係網賺取利潤。

然而，我們發現了一個工具，一個反抗全面統治的希望，一個結合勇氣、洞察力和團結的希望，讓我們可以利用它來進行反抗。這個工具來自我們所處的物質宇宙的奇異屬性。

宇宙信奉加密。 加密容易，解密難。

我們發現，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屬性來建立新世界的秩序。讓我們的新虛擬國度擺脫它的衛星、海底光纜和控制者的束縛。讓我們的虛擬國度在加密之幕後變得堅不可摧。讓我們創造一片新的領土，將那些控制物質現實的勢力拒之門外；如果他們想要跟隨我們進入我們的領土，他們將會耗盡無窮的資源。

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宣告獨立。

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們發現，宇宙容許原子彈的存在。這並不是一個明顯的結論。核武器也許不屬於物理定律的範疇。然而，宇宙容許原子彈和核反應堆的存在。它們是宇宙所賜福的現象，就像鹽、海洋或星辰一樣。

同樣，我們這個物理宇宙的某種屬性使個人或團體能夠可靠、自動地加密事物，即使是地球上最強大的超級大國也無法解密。人與人之間的加密通道可以連接起來，創造出一個免受外部國家強制性力量干擾的領土，免受大規模攔截，免受國家控制。

這種方式讓人們能夠以自己的意志抵抗充分動員的超級霸權，並贏得勝利。加密技術體現了這種物理定律，不聽從國家的威嚴，甚至不屈服於跨國監控型反烏托邦。

這並非顯而易見，但宇宙似乎對加密微笑著運作。密碼技術代表了非暴力直接行動的終極形式。

有核國家可能對數百萬人施加無限暴力，然而，強大的密碼技術表明一個國家——即使擁有無限暴力的能力——也無法侵犯個人的保密權。

強大的密碼技術能夠抵抗無限的暴力。任何暴力都無法解決數學問題。

然而，我們是否能夠利用這個奇異事實，將其建立為網際網路柏拉圖國度的基石，使人類在其中獲得獨立和解放？隨著社會和網際網路的融合，這種自由是否能夠反映在物理世界中，重新定義國家？

我們必須記住，國家決定如何持久運用強制權力，以及在何處應用。這種強制權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滲透到網際網路的柏拉圖國度，將由密碼技術和賽博龐克的理念來解答。

隨著國家和網際網路的融合，我們文明的未來將與網際網路的未來息息相關，我們必須重新定義權力關係。

如果我們不這樣做，網際網路的普世性將使全球人類逐漸消失在一個大規模監控的網絡中。我們必須發出警告，這本書就是守夜人在黑夜中的一聲呼喊。

2012年3月20日，在等待引渡的軟禁中，我在英國與三位志同道合的守夜人朋友會面，也許我們的共同呼聲能夠喚醒這座城市。我們必須交換我們所知，這也給予你——讀者——一個機會，去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並采取行動。

是時候了，拿起我們新世界的武器，為我們自己，為我們所愛之人而戰。

我們的任務是在可能的地方爭取自決，在不可能的地方阻止烏托邦的到來，如果這些都失敗了，那就去加速它的自我毀滅。

朱利安·阿桑奇 2012年10月於倫敦

第1章 討論參與者

本章介紹了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雅各布·阿佩爾鮑姆（Jacob Appelbaum）、安迪·米勒–馬貢（Andy Müller-Maguhn）和熱雷米·齊默爾曼（Jérémie Zimmermann）等參與者，他們在網絡自由和隱私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

朱利安·阿桑奇

朱利安·阿桑奇是維基解密的創始人和主編。他被譽為當今世界最著名的密碼龐克哲學倡導者之一，並對密碼龐克信條 “弱者要隱私，強者要透明” 的推動有著重要貢獻。阿桑奇不僅強力支持言論自由，還積極倡導政府和企業應該透明和負責。他的工作不僅集中在政治層面，還對個人隱私受到侵犯提出了尖銳批評。阿桑奇的軟體項目包括早期的TCP/IP埠掃描器strobe.c，加密檔案系統rubberhose，以及維基解密的原始程式碼。他早在少年時代就是一名早期的計算機和網絡安全研究員。

在90年代，阿桑奇成為澳大利亞的活動家和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並與賽利特·德累福斯（Sulette Dreyfus）合著了《地下》（Underground）一書，後來改編成電影《地下：朱利安·阿桑奇的故事》。他的影響力持續擴大，並成為言論自由的堅定支持者和維基解密的積極推動者。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是舊金山創客空間“噪聲橋”（Noisebridge）的創辦人之一，也是柏林混沌計算機俱樂部（Chaos Computer Club，CCC）的成員和開發者。他同時是Tor項目的推廣者和研究員，該項目致力於幫助人們抵抗監控並避免網絡審查。雅各布在環境保護和人權運動方面積極參與，並在多個領域發表了與新型安全、隱私和匿名相關的研究。

他堅信每個人都應有自由閱讀和自由發言的權利，甚至代表朱利安·阿桑奇發表演講。然而，這種立場讓他成為美國政府的騷擾對象，遭受機場執法官員的盤問、侵犯性搜身，甚至面臨監獄強姦的威脅。儘管受到種種壓力，雅各布仍然堅定地繼續法律抗爭，同時保持對言論自由的支持，並積極支持維基解密。

安迪·米勒–馬貢

安迪·米勒–馬貢是混沌計算機俱樂部的長期成員，曾擔任董事會成員兼發言人。他也是歐洲數字權利組織（EDRI）的聯合創始人之一，這個組織致力於加強數字時代的人權。從2000年到2003年，他被歐洲網絡用戶選為網絡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ICANN）的歐洲地區總監，負責制定全球網絡政策。此外，安迪也是監控領域的專家，通過他的維基項目buggedplanet.info 對監控產業進行專業調查。他還參與了加密電話（Cryptophone）公司的創建，該公司為商業客戶提供安全的語音通信裝置，並提供戰略諮詢服務。

熱雷米·齊默爾曼

熱雷米·齊默爾曼（Jérémie Zimmermann）是公民訴求團體La Quadrature du Net的聯合創始人和發言人。該組織在歐洲地區以捍衛線上匿名權而聞名，同時也積極促進人民對網際網路自由所面臨的管制和攻擊問題有更深刻的認識。他致力於提倡公眾參與公共辯論並推動開發工具，以支持自由和隱私。他參與了版權戰爭（copyright wars），這一爭議圍繞著網路中立性以及對自由網際網路未來的監管議題展開。最近，他的組織La Quadrature du Net在歐洲政治領域取得了歷史性的勝利，他們成功召集公眾運動，在歐洲議會上擊敗了《反假冒貿易協定》（ACTA）。不久前，熱雷米參加了本書基礎材料的討論，之後在離開美國時遭到兩名FBI（美國聯邦調查局）官員的阻攔，並被問及與維基解密有關的問題。

以下是將您提供的參考文獻格式進行優化排版後的版本：

註解

1. 維基解密（WikiLeaks）官方網站: http://wikileaks.org。
2. 賽利特·德雷福斯（Sergei Delafuente）的文章：“The Idiot Savants’ Guide to Rubberhose”：http://marutukku.org/current/src/doc/maruguide/t1.html（訪問日期：2012年10月14日）。
3. 圖書《地下》（Underground）官方網站：http://www.under-ground-book.net；電影《地下：朱利安·阿桑奇的故事》（Underground: The Julian Assange Story）的資訊可在Internet Movie Database找到：http://www.imdb.com/title/tt2357453/（訪問日期：2012年10月21日）。
4. “噪聲橋”（Noisebridge）是位於舊金山的黑客空間，提供技術創意產品的基礎設施，由其成員共同運營。官方網站：https://www.noisebridge.net/wiki/Noisebridge。柏林混沌計算機俱樂部（Chaos Computer Club Berlin）是混沌計算機俱樂部（Chaos Computer Club）的柏林分支機構，官方網站：https://berlin.ccc.de/wiki/Chaos_Computer_Club_Berlin。
5. Tor項目官方網站：https://www.torproject.org。
6. 混沌計算機俱樂部（Chaos Computer Club）是歐洲最大的黑客協會，活動範圍包括技術研究和開發、政治競選運動、集會活動、出版活動以及政策建議。官方網站：http://www.ccc.de。
7. 歐洲數字權利組織（European Digital Rights，EDRi）官方網站：http://www.edri.org。
8. 網際網路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ICANN）官方網站：http://www.icann.org。
9. 竊聽行星（Bugged Planet）官方網站：http://buggedplanet.info。
10. 加密電話（Cryptophone）官方網站：http://www.cryptophone.de。
11. La Quadrature du Net官方網站：http://www.laquadrature.net。

[1] 中譯本名為《維基大戰前傳I：阿桑奇和他的黑客戰友》（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1年出版）。

第2章、對維基解密及相關人員的各種迫害企圖的註釋

以下討論將參考近年來維基解密及其釋出活動中發生的事件。對於不熟悉維基解密故事的讀者，這些事件可能有些複雜，因此我們將在一開始進行簡要概述。

維基解密的使命是接收告發者提供的資訊，將其釋出給公眾，同時抵抗不可避免的法律和政治攻擊。強大的國家和組織一直試圖壓制維基解密的資訊釋出，這已成為他們的常規做法，而作為最終釋出者，這也是維基解密所面臨的挑戰之一。

在2010年，維基解密卷入了迄今為止最著名的一次資訊釋出事件，揭露了美國軍方和政府對官方機密的系統性濫用。這些釋出的資訊包括著名的《附帶謀殺》（Collateral Murder）、《戰爭日誌》（the War Logs）和《電報門》（Cablegate）。1美國政府及其盟友對此作出了持久的反應，旨在摧毀維基解密。

對維基解密的大陪審團調查

作為維基解密釋出的直接後果，美國政府展開了一場跨多個機構的刑事調查，針對朱利安·阿桑奇以及維基解密的員工、支持者和所謂的合作者。在美國司法部和FBI的支援下，亞歷山德里亞（Alexandria）的一個大陪審團調查召開，以確定對朱利安·阿桑奇等人提出哪些罪名，包括根據《1917年間諜法》提出的陰謀罪指控。美國官員稱這場調查在“規模和性質上史無前例”。在大陪審團調查過程中，沒有法官和辯護律師參與。一些國會委員會認為間諜罪可以被用作攻擊“公然釋出洩密資訊”的記者的工具，這表明這種方法已經成為美國司法系統的一種標準手段。2

截至本書出版之時，對維基解密的調查仍在進行中。3一些人已經被法律強制要求提供證據。士兵布拉德利·曼寧（Bradley Manning）[1]被指控向維基解密提供資訊，他的法庭審判揭示了FBI對維基解密的長達42100頁的調查檔案，其中約有8000頁涉及曼寧。布拉德利·曼寧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被拘留了超過880天。聯合國酷刑問題特別調查員胡安·門德斯（Juan Mendez）正式裁定布拉德利·曼寧所受到的待遇是殘酷甚至不人道的，可能近似於酷刑。4

呼籲暗殺朱利安·阿桑奇並公開宣佈成立維基解密專案組

大陪審團調查並不是攻擊維基解密的唯一手段。在2010年12月，隨著電報門事件的爆發，多名活躍的美國政客呼籲對朱利安·阿桑奇實行法外暗殺，甚至考慮使用無人機攻擊。美國議員將維基解密貼上“恐怖組織”的標籤，並指稱阿桑奇是一名“高科技恐怖分子”和參與“賽博戰爭”的“敵方戰士”。5

在伊拉克戰爭日誌釋出和電報門事件爆發前，美國國防部成立了一個由120人組成的維基解密專案組（WikiLeaks Task Force，WTF），宣稱要對維基解密“采取行動”。FBI也公開宣佈成立了類似的專案組，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和國務院也參與其中。6

直接審查

在一項對新聞自由的前所未有的審查行動中，美國政府向互聯網服務提供商施壓，要求停止為WikiLeaks.org提供服務。2010年12月1日，亞馬遜從其伺服器中刪除了維基解密網站的資料，12月2日，指向Wikileaks.org域名的DNS服務中斷。在這段時間內，成千上萬的維基解密支持者複製了網站，託管了自己的版本，並通過社交網絡分發IP地址，這種“大規模映象”（mass-mirroring）的努力使維基解密一直保持在線上。7

奧巴馬政府警告聯邦僱員，維基解密所披露的資料仍然屬於機密級別，即使一些世界領先的新聞機構，包括《紐約時報》和《衛報》，已經發布了這些資料。奧巴馬政府通知聯邦僱員，無論是通過WikiLeaks.org，還是通過《紐約時報》獲取這些資料，都將被視為安全違規。8國會圖書館、商務部和美軍等機構在他們的網路中封鎖了對維基解密資料的訪問。這種封鎖不僅局限於公共部門。美國政府的僱員警告學術機構，想要在公共機構謀職的學生也應避免在研究和線上活動中接觸維基解密所披露的資料。

金融審查：銀行封鎖

維基解密的資金來自支持者的捐款。在2010年12月，包括維薩（VISA）、萬事達（MasterCard）、貝寶（PayPal）和美洲銀行等主要銀行和金融機構，在面臨美國非官方壓力的情況下，開始拒絕為維基解密提供金融服務。它們封鎖了銀行轉賬和使用主要信用卡的所有捐款，儘管這些金融機構位於美國，但由於它們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重要地位，使得無論是美國還是世界其他國家的志願捐助者都無法向維基解密匯款，以支持其釋出活動。

正如人們所了解的那樣，“銀行封鎖”是在一切司法和行政程式之外進行的，並且時至今日仍然存在。維基解密已在全球不同的司法管轄區內尋求主要的司法判例以打破封鎖，並取得了某些初步成果，然而法律程序仍在進行中。與此同時，維基解密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成本不斷上升，卻仍靠儲備資金運營了近兩年。

銀行封鎖是以權力來控制第三方之間金融交易的明確表現，直接損害個人的經濟自由。不僅如此，對維基解密施加的外部威脅體現出

一種新的、令人不安的全球經濟審查形式。9

一些據稱與維基解密合作的人士，包括維基解密的支持者和維基解密員工，他們的賬戶都遭遇了各種麻煩，從小問題到整個銀行賬戶被關閉。

對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和熱雷米·齊默爾曼的騷擾

2010年7月17日，朱利安·阿桑奇原計劃在紐約的地球黑客大會（Hackers On Planet Earth，HOPE）上發表演講，但他取消了這一計劃，並由雅各布·阿佩爾鮑姆代為出席。自這次代表出席以來，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及其周圍的人持續受到執法機構的騷擾。他不論是在美國境內還是出國旅行，都經常遭受拘留、搜身和盤問，甚至不被允許聯繫律師。他的設備被沒收，權益受到侵害，同時還受到進一步侵害權益的威脅。美國的多個機構參與了對他的拘留和騷擾，包括美國國土安全局、移民和海關執法局，以及美國陸軍。他在拘留期間遭受的壓力甚至包括不允許上廁所。然而，儘管如此，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從未被正式起訴，政府也從未告知他受到騷擾的原因。[10]

2011年6月中旬，熱雷米·齊默爾曼在華盛頓杜勒斯機場準備登機時，被兩名自稱來自FBI的官員攔下。FBI的官員向他詢問維基解密的情況，並威脅要逮捕和監禁他。

此外，在朱利安·阿桑奇的朋友、支持者或所謂合作者中，除了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和齊默爾曼之外，還有許多人遭到了美國當局的騷擾和監控，這份名單中還包括履行其專業職責而參與其中的律師和記者。

對電子記錄未經授權的沒收和“Twitter傳票案”

2010年12月14日，Twitter（推特）收到了一張來自美國司法部的“行政傳票”（administrative subpoena），命令其交出可能與維基解密的調查有關的資訊。這種傳訊的根據是美國《通訊儲存法案》（The Stored Communications Act）中所謂的“2703（d）命令”［2703（d）order］。根據該法律，美國政府聲稱有權強迫公開私人電子通訊記錄，而無需法院發出搜索令，這有效地繞過了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中對抗議任意搜查和逮捕的保護。

這份傳票要求取得使用者的姓名、通訊記錄、地址、電話號碼、銀行帳戶明細、帳戶的信用卡號，還有維基解密所謂的合作者，包括雅各布· 阿佩爾鮑姆、冰島議員貝爾吉塔·揚斯多蒂（Birgitta Jonsdottir）、荷蘭商人及網際網路先驅霍普·洪赫萊普（Rop Gonggrijp），以及維基解密自己的資訊。該傳票的條款還要求Twitter不得向這些人通知該命令的存在。然而，Twitter對禁言令的上訴取得勝利，贏得了向這些目標人物通知他們的記錄正被索要的權利。

2011年1月26日，Twitter通知阿佩爾鮑姆、揚斯多蒂和洪赫萊普有關這一傳訊的事宜，並由凱克和範·奈斯特（Keker and Van Nest）代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和電子前哨基金（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律師聯合正式提出動議，要求撤銷該命令。這就是眾所周知的“Twitter傳票案”[11]。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的律師提出更進一步的動議，要求公開美國政府企圖從Twitter和其他任何公司蒐集個人資訊的法庭記錄，這些記錄尚在保密之中。2011年3月11日，兩項動議都被美國治安法官駁回。原告提出上訴。2011年10月9日，《華爾街日報》披露，加州電子郵件提供商Sonic.net也收到了索要雅各布·阿佩爾鮑姆的資訊的傳票。Sonic對政府命令的抵抗雖然失敗了，但獲得許可，可以公開他們被迫交出阿佩爾鮑姆的資訊這件事。《華爾街日報》同時報道，Google（谷歌）也服從了類似的傳訊，但沒有說Google是否就此向法院提出質疑。

2011年11月10日，聯邦法官駁回阿佩爾鮑姆、揚斯多蒂和洪赫萊普的要求，判決Twitter必須向司法部提交他們的資訊。[13] 2012年1月20 日，原告再次提出上訴，對拒絕公開可能已向Twitter之外的公司所釋出的命令提出質疑。[14] 到本書出版之時，此案仍在進行中。

註釋

1. 附帶謀殺（Collateral Murder）：http://www.collateralmurder.com 伊拉克戰爭日誌（The Iraq War Logs）：http://wikileaks.org/irq 阿富汗戰爭日誌（The Afghan War Diary）：http://wikileaks.org/afg 電報門（Cablegate）：http://wikileaks.org/cablegate.html
2.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holds hearing on national security leak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參見美國新聞自由記者委員會報告（Reporters Committee for Freedom of the Press），2012年7月11日，http://www.rcfp.org/browse-media-law-resources/news/congressional-committee-holds-hearing-national-security-leak-prevent（訪問日期：2012年10月21日）。
3. 更多關於維基解密大陪審團調查的資訊參見獨立記者阿列克薩· 奧布萊恩（Alexa O’Brien）的時間軸： http://www.alexaobrien.com/timeline_us_versus_manning_assange_wikileaks（訪問日期：2012年10月22日）。
4. “Bradley Mannin’s treatment was cruel and inhuman, UN torture chief rules”，載於《衛報》，2012年3月12日，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2/mar/12/bradley-manning-cruel-inhuman-treatment-un（訪問日期：2012年10月24日）。
5. “WikiLeaks: guilty parties ‘should face death penalty’”，載於《電訊報》，2010年12月1日，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wikileaks/8172916/WikiLeaks-guilty-parties-should-face-death-penalty.html（訪問日期：2012年10月22日）。
6. “CIA launches task force to assess impact of U.S. cables’ exposure by WikiLeaks”，載於《華盛頓郵報》，2010年12月21日，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12/21/AR2010122104599.html?hpid=topnews&sid=ST2010122105304（訪問日期：2012年10月22日）。
7. “WikiLeaks fights to stay online after US company withdraws domain name”，載於《衛報》，2010年12月3日，http://www.guardian.co.uk/media/blog/2010/dec/03/wikileaks-knocked-off-net-dns-everydns（訪問日期：2012年10月23日）。
8. “Don’t Look, Don’t Read: Government Warns Its Workers Away From WikiLeaks Documents”，載於《紐約時報》，2010年12月4日，http://www.nytimes.com/2010/12/05/world/05restrict.html?hp&_r=2&（訪問日期：2012年10月23日）。
9. “Banking Blockade”，載於維基解密，http://www.wikileaks.org/Banking-Blockade.html（訪問日期：2012年10月22日）。
10. 建議閱讀雅各布對於自己拘留經歷的書面說明，參見“Sir Space- a trip through an airport detention center”，載於boingboing，2011年10月31日，http://boingboing.net/2011/10/31/air-space-a-trip-through-an-ai.html；同樣重要的還有雅各布在Democracy Now上就其扣留所接受的採訪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Whistleblower William Binney on Growing State Surveillance”，載於Democracy Now，2012年4月20日，http://www.democracynow.org/2012/4/20/exclusive_national_security_agency_whistleblower_william（訪問日期：2012年10月23日）。
11. 本案的官方名稱為“有關Twitter賬戶的2703（d）命令：維基解密、霍普·洪赫萊普、貝爾吉塔·揚斯多蒂”［In the Matter of the 2703(d) Order Relating to Twitter Accounts: Wikileaks; Rop Gonggrijp; and Birgitta J.］。
12. “Secret orders target email”，載於《華爾街日報》，2011年10月9日，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97020347680457661328400731（訪問日期：2012年10月22日）。
13. “Twitter Ordered to Yield Data in WikiLeaks Case”，載於《紐約時報》，2011年11月10日，https://www.nytimes.com/2011/11/11/technology/twitter-ordered-to-yield-data-in-wikileaks-case.html?_r=1（訪問日期：2012年10月22日）。
14. “ACLU & EFF to Appeal Secrecy Ruling in Twitter/WikiLeaks Case”，電子前哨基金發布於2012年1月20日，https://www.eff.org/press/releases/aclu-eff-appeal-secrecy-ruling-twitter-wikileaks-case（訪問日期：2012年10月22日）。

[1] 現為切爾西·曼寧（Chelsea Manning）。——譯者注

第3章、增加的通訊對增加的監控

朱利安·阿桑奇：回顧20世紀90年代早期，我們見證了密碼龐克運動的興起，這是對國家禁止密碼技術的回應。當時，許多人認為，網際網路提供了一個自由、無需審查的通訊方式，不同於主流媒體。然而，密碼龐克運動同時也警覺到了另一股力量的崛起，即無所不監控的權力。我們現在所見的是通訊增加，但伴隨而來的是監控的增長。增加的通訊給予我們額外的自由，但監控的增長則限制了這種自由。

過去，只有少數國家，如美國、英國、俄羅斯、瑞典和法國等，實施監控，但現在監控變得更加明目張膽。由於大規模監控變得商業化，幾乎所有國家都參與其中。監控正變得無處不在，因為人們將政治觀點、家庭關係和社交圈都敞開在網絡上。因此，不僅通訊數量增加，而且監控范圍也擴大。此外，不僅通訊量增加，通訊類型也變得多樣化。許多以前被視為私人的通訊方式現在也受到大規模截獲。

在掌握資訊的當權者和不斷增長的公眾之間存在一場鬥爭。前者是那些搜集資訊的局內人，他們是資訊的影子政府，正在不斷壯大，交換情報，發展聯繫，並與私營部門合作。後者將互聯網視為一個能讓全人類發聲的公共工具。

我曾嘗試思考我們如何表達自己的觀點。作為一個曾深入了解國家監控並理解跨國安全行業在過去二十年中發展的人，我面臨一個大問題，那就是我對此太熟悉了，以至於難以從普通人的角度看待。然而，現在我們的世界已經成為每個人的世界，因為每個人都把生活的核心放在了網絡上。我們必須以某種方式相互溝通，因為在我們還有機會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必須這樣做。

安迪·米勒–馬貢：我建議我們不必以公民的視角來看待這個問題，而應以當權者的視角來看待。不久前，我在華盛頓參加了一個陌生的會議，遇到了一些佩戴德國大使館徽章的人。我走近他們，問：“你們是從德國大使館來的嗎？”然後他們說：“不完全正確，我們來自慕尼黑附近。”後來證明，他們是外國情報局的成員。在晚宴上，我問他們：“那麼，最重要的秘密是什麼？”他們告訴我：“延緩事件程序以更好地控制局勢。”這就是情報工作的核心，通過剝奪人們理解事件的能力來延緩事件的發展。一旦宣佈某些事件是機密，就意味著你限制了人們對事件的瞭解和影響。

從當權者的角度來看，過去二十年中互聯網的發展是令人恐懼的。他們把互聯網視為一種威脅，因為它損害了他們的能力，而這種能力過去用來定義現實、定義正在發生的事情，限制人們對事件的理解和反應。如果以沙烏地阿拉伯為例，由於某些歷史偶然因素，那裡的宗教領袖也是國家的統治者，他

們對改變現狀缺乏興趣。他們將互聯網視為一種威脅，因此採取大規模監控措施：“我們需要全面掌控，我們需要過濾，我們需要了解他們所做的一切。”這就是過去二十年中發生的事情。當權者大規模投資於監控，因為他們擔心互聯網會影響他們的統治方式。

朱利安·阿桑奇：然而，盡管有大規模監控，大規模的通訊使數百萬人能夠迅速形成共識。如果從常態中迅速形成一種新的大規模輿論，儘管國家也許能夠預測其發展，但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對其作出有效反應。

人們認為，Facebook組織了2008年開羅的抗議活動，這震驚了穆巴拉克政府，並導致抗議者受到追蹤。然而，2011年埃及革命的最重要文件之一在首頁和末頁都這樣寫著：“不要使用Twitter或Facebook散布此文件。”盡管如此，仍有大量埃及人使用Twitter和Facebook，但他們的革命成功了。如果革命未能成功，那麼這些人可能會處於極為困難的境地。此外，我們不要忘記，在革命初期，穆巴拉克總統切斷了埃及的互聯網連接。事實上，互聯網的控制是促進還是阻礙了這場革命，這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有人認為它推動了革命，因為人們不得不上街了解最新情況，而一旦你上街，你就站了出來。此外，人們受到了直接影響，因為他們的手機和互聯網都無法使用。

所以，如果革命要走向成功，就需要一群憤怒的大眾，需要速度，而且需要取勝，因為一旦不能取勝，同樣的基礎設施既能讓一種輿論共識快速發展起來，也能被用來追蹤並排斥那些捲入這場輿論散播中的人。

所以，這就是在埃及發生的事，沒錯，埃及曾經是美國的一個盟友，但它不是英語國家情報聯盟的成員，這個情報聯盟包括美國、英 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加拿大。現在讓我們假設一下埃及革命發生在美國——那麼Facebook和Twitter上會發生什麼呢？它們可能會被國家接管。一旦革命無法成功，它們就會被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徹底搜查，找出那些關鍵的參與者。

熱雷米·齊默爾曼：很難將監控與控制分開。我們需要同時應對兩種對網際網路的控制——政府的控制和企業的控制。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我認為，很明顯，審查也是一般意義上監控的一個副產品，無論是自我審查還是實際上的技術審查，而且，我認為將這種認識以一種非技術性的方式傳播給普通人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如果我們修一條路，就像我們建造網際網路那樣，每一條道路都有監控攝像頭和麥克風，除了警察或成功地偽裝成警察的人，沒有人能接觸這些裝置。 朱利安·阿桑奇：他們正在這裡搞這些東西，雅克，就在英國。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你修一條路，不會在每一寸道路旁都設定只有祕密警察集團才能檢視的完美監控。可以用這種方式向普通人解釋： 這就好比我們在網際網路上修建道路，然後要求人們使用這些道路，這樣當人們意識到道路的最初修建者並不總是管理道路的人，他們就能想通其中的道理了。

安迪·米勒–馬貢：但這些人甚至都不修路。他們在那裡蓋一座花園，要求人們赤身裸體。所以現在我們在談論Facebook了！這就是一個商業案例，讓人們舒適地暴露自己的資料。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對。人們為斯塔西（Stasi）——原民主德國的國家安全機構——效力還能拿到報酬，而他們現在靠在Facebook上的活躍度來獲得報酬。區別在於，在Facebook上，人們拿到的報酬是社會資本——比如和鄰居勾搭的機會——而非金錢。而且，重要的是從人的層面來看這件事，因為它不是關於技術的，而是通過監控來實現控制。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一座完美的環形監獄3。 朱利安·阿桑奇：我對技術哲學相當感興趣。技術不僅意味著一種科技，它也是系統性的相互作用，就像一個董事會中的多數同意，或一個議會的結構。例如，在我看來，封建制度似乎產生於磨坊技術。一旦你擁有集中的磨坊——這需要大量投資，而且在物理上很容易控制，那麼最終走向封建關係就是自然而然的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又發展出了越來越多的精密技術。其中一部分可以民主化，這些技術可以分享給每個人：但是大部分技術——由於其複雜性——最終都會形成盤根錯節的組織集團，就像英特爾公司。也許技術的基本趨勢就是要經歷這些階段，從技術的發明，到技術的集權化，再到技術的民主化——如果其原理能衝擊到下一代的受教育人口。但是，我認為技術的一般趨勢是將控制權集中在控制了技術的物質資源的人們手中，我認為半導體制造商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它要求這種生產流程：需要完全純淨的空間，需要一座製造工廠，有數以千計的人在其中工作，他們必須穿戴防護服以防止脫落的面板碎屑破壞純淨的操作間，一根頭髮絲都不能接觸半導體的生產流程。這種包括眾多步驟的流程極其復 雜，而且半導體制造廠商還要投入數百萬小時的研究來獲取這些知識。如果半導體制造廠內採用的複雜流程設計普及開來——事實上已經如此——則將成為網際網路自由的基礎。實際控制著半導體制造廠商的人就有能力在其中收取高額費用。

因此，支撐這場高科技通訊革命——以及我們從中獲得的自由—— 的是整個新自由主義的、跨國的、全球化的現代市場經濟。從技術成就的角度來看，網際網路是現代全球新自由主義經濟製造出的一個制高點。支撐網際網路的是光纖電纜製造商、半導體制造商、挖掘出生產這些產品所需原材料的礦業公司，以及所有保證交易發生的金融促進機構、執行私有產權法的法庭等組織之間複雜的交易互動。所以，網際網路確實是處於整個新自由主義經濟體系金字塔的頂端。 安迪·米勒–馬貢：關於技術，在約翰內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4發明印刷術時，德國某些地區其實偶爾會禁止這項技術，而它還是在全國傳播開來，因為當印刷術在一地遭到禁止，他們就會轉移到另外的司法管轄區。我對此沒有做過詳細研究，但據我所知，他們擾亂了天主教會，因為他們是在打破教會對書籍的壟斷權；而一旦捲入法律糾紛，他們就轉移陣地，去那些沒有禁止這項技術的地方。在某種程度上，禁令甚至推動了這項技術的傳播。

我認為，網際網路的情況稍有不同，因為一方面你擁有的這些機器也可以用來作為一臺生產裝置，即便是Commodore 64這樣的古董，在某種程度上，很多人也可以拿它去用於其他目的。

朱利安·阿桑奇：所以，你擁有的每一臺小機器，都能拿來執行你自己的軟體。

安迪·米勒–馬貢：是這樣。你也可以用它來散佈觀點。但是，另一方面，從哲學角度看，正如美國的電子前哨基金會創始人之一約翰·吉爾莫（John Gilmore）在20世紀90年代初所言，當時網際網路實現了全球覆蓋，“網路將審查視作故障，並繞道而過”。5現在我們知道，那是一種結合了樂觀主義觀點的技術闡釋，也代表了一種一廂情願的想法和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

朱利安·阿桑奇：但對新聞組（Usenet）來說確實如此，你可以把新聞組看成一種大約三十年前出現的多對多電子郵件系統。我簡單地解釋一下新聞組：你可以想象在使用者和伺服器之間不存在差別，每個人都能執行他們自己的新聞組伺服器。你寫下某個東西，把它傳送給一兩個 人，新聞組伺服器會自動檢視是否已經被接收。如果還沒收到，它們就會獲取一份，然後把它轉發給它們所連線的每一個人，如此等等。結果是這則訊息湧向了每個人，每個人實際上都得到了一份拷貝。一旦任何個人遭受審查，他們只會被忽略，這不會造成多大影響。這則訊息依然在所有未遭審查的人們之間傳播。吉爾莫說的正是這種新聞組，他不是在說網際網路，他也沒有談到網頁。

安迪·米勒–馬貢：當然，嚴格來說是這樣，但對他這種說法的解 讀，以及這些解讀的長期影響造就了一批人，他們把自己視為網際網路。人們說：“這裡有審查，那好，我們會繞開它。”而那些沒有技術知識的政客會想：“糟糕，又來了一項新技術在限制我們對資訊領域的控制。”所以，我認為吉爾莫作為密碼龐克的先知之一，將事情引導到這個方向是偉大的貢獻，他鼓舞了所有祕密無政府主義者的行為方式，那就是你要擁有自己的匿名通訊方式，而不必害怕會被跟蹤。 熱雷米·齊默爾曼：在我們對技術傳播的描述中，我發現了一點差異，因為在磨坊和印刷術的案例中，你不得不理解這項技術的工作原 理，而現在我們是在技術內部製造更多的控制。這種控制是內嵌的。對於一部現代計算機，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甚至不能開啟它，不能瞭解所有的部件。而且所有的部件都被封裝在一個小盒子裡，你不可能知道它們都是做什麼的。 安迪·米勒–馬貢：因為技術複雜？ 熱雷米·齊默爾曼：因為複雜，也因為技術本身就不是為了讓人理解的。這就是專利技術的情況。6科裡·多克託羅（Cory Doctorow）在他的報告《對通用計算的戰爭》（The Coming War on General-Purpose Computing）中對此做過描述。7如果計算機是一臺通用機器，你就可以對它做任何事情。你可以把任何資訊處理成一個輸入，將它改造成任何輸出。我們現在製造了越來越多這樣的機器，它們是通用計算機，卻被限制而只能被用作GPS或電話或MP3播放器。我們現在製造了越來越多這樣帶有內嵌控制的機器，來限制使用者只能做某些特定的事。

朱利安·阿桑奇：這種內嵌的控制阻礙人們去理解它，防止人們違背製造商的意圖去改造它，但目前的情況甚至更糟，因為這種內嵌控制的機器還是聯網的。

熱雷米·齊默爾曼：對，所以它包含了監視使用者和使用者資料的功能。這就是為什麼自由軟體對一個自由社會是如此重要。

安迪·米勒–馬貢：我完全同意我們需要通用機器，但今早我從柏林飛到這裡時，飛機起飛中斷了——我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事。飛機駛向跑道邊，然後機長說：“女士們、先生們，我們的電子系統發生了故障，所以我們決定停止起飛，然後重啟系統。”我當時就在想：“該死，聽起來像是Windows重啟，Ctrl+Alt+Delete也許管用！”所以，實際上，我並不討厭飛機上的專用機器，它們就做自己的事，而且做得很好。如果我坐在一架飛行器中，我可不願意飛行員分心去玩俄羅斯方塊，遭遇震網攻擊8或其他什麼的。 熱雷米·齊默爾曼：飛機本身並不處理你的個人資料，它不會控制你的生活。

安迪·米勒–馬貢：好吧，不過一架飛行器確實能在一段時間內控制我的生命。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科裡的論點，我覺得也可以用被這種說法很好地描述，那就是，現在不再有汽車，不再有飛機，也不再有助聽器 了，現在有的是帶四個輪子的計算機、帶機翼的計算機和幫助你聽聲音的計算機。這裡的部分問題不在於它們是否用計算機，我們是否能檢驗它們的功能符合其所聲稱的用途，以及我們是否能很好地理解它們是如何工作的。人們經常爭辯說，他們有權給這些東西上鎖，並且保守祕 密，他們要麼把計算機造得很複雜，要麼從法律上將其弄得難以理解。這其實是在對社會構成威脅，因為我們知道，人並不總是按照所有人的最大利益行事，我們也知道，人常常犯錯——並非出於惡意——而把這些東西都鎖起來在很多層面上都是非常危險的，並不僅僅因為人非完 人。這就是事實。自由軟體之所以重要，一部分原因在於，這是我們獲取作為我們生活基礎的系統藍圖的能力，這也是自由硬體之所以重要的原因。自由軟體改善我們自由地進行可持續投資的能力，改善我們使用的系統，還決定著這些系統是否能如預期的那樣工作。

但即便不談自由，理解這些系統也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果我們不理解它們，一般的趨勢就是順從權威，順從那些理解系統的人或聲稱控制著系統的人，即便他們並不真正理解事情的本質。這就是我們看到這麼多關於賽博戰爭的危言聳聽言論的原因——因為那些似乎掌握著戰爭權力的人開始談論技術，就好像他們理解技術似的。這些人現在總是談論賽博戰爭，而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哪怕一個，在談論賽博空間的和 平，或與締造和平有關的任何事。他們總是在談論戰爭，因為這就是他們的生意，他們努力控制技術和法律程序，以此作為促進他們自身利益的一種手段。所以，當我們失去對我們技術的控制時，這些人就希望為了他們的目標而使用技術，特別是用於戰爭。這會導致某些相當可怕的事情——正因如此，我認為我們會以震網病毒而告終——也有一些明白人在暗示，雖然美國發動了戰爭，但這類戰術會以某種方式阻止戰爭。對於一個並沒有積極入侵他國的國家來說，這似乎還能是一個合理的論據，但考慮到這裡說的是一個正在同時進行多起侵略的國家，這就真叫人難以置信了。

註釋

1. 抗議事件發生於2008年4月6日，支持哈拉阿爾–寇布拉紡織工人抗議受到鎮壓的罷工。在此之前，“四月六日青年運動”在Facebook上建立了一個群組，號召埃及人在開羅及其他地區舉行抗議活動，以支持哈拉阿爾工人運動。抗議未能如期舉行，並導致Facebook群組的管理員，包括埃斯拉·阿卜杜勒·法塔、艾哈邁德·拉希德和艾哈邁德·馬赫爾等人被捕。馬赫爾遭受刑訊，被要求提供他的Facebook密碼。在2011年的埃及革命中，“四月六日青年運動”繼續發揮作用。參見“Cairo Activists Use Facebook to Rattle Regime”，載於《連線》 ，2008年10月20日，http://www.wired.com/techbiz/startups/magazine/16-11/ff_facebookegypt?current-Page=all（訪問日期：2012年10月23日）。

2. “How to Protest Intelligently”，作者匿名，於推翻穆巴拉克總統的18天起義開始時散發，http://www.itstime.it/Approfondimenti/EgyptianRevolutionManual.pdf；該檔案被摘譯為英文，以“Egyptian Activists’ Action Plan: Translated”為題發表於《大西洋月刊》，2011年1月27日，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1/01/egyptian-activists-action-plan-translated/70388（訪問日期：2012年10月23日）。

3. 環形監獄是由英國哲學家傑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於1781年設計的一種監獄，該設計允許一個監獄看守同時秘密監視所有犯人。參見《論環形監獄》（The Panopticon Writings），傑里米·邊沁著，米蘭·博佐維奇（Miran Bozovic）編輯，Verso出版社1995年出版，線上版本（訪問日期：2012年10月22日）。

4. 約翰內斯·古登堡（1398—1468）是一位德國鐵匠，他的活字印刷機發明引發了重大的社會變革。印刷機的發明被認為是歷史上與網際網路的發明最相近的事件。

5. 約翰·吉爾莫（John Gilmore）是最早的密碼龐克之一，也是電子前哨基金的創始人和一位公民自由活動家。該引用首次出現於“First Nation in Cyberspace”，載於《時代》週刊，1993年12月6日。參見約翰·吉爾莫的網站：http://www.toad.com/gnu（2012年10月22日）。

6. “專有技術是指任何為特定商業實體而開發的系統、工具或技術流程……由僱員提出並發展的想法一般被視為其僱主的智慧財產權，因而允許將這些想法也看作專有技術。” 該定義出自 wiseGeek：http://www.wisegeek.com/what-is-proprietary-technology.htm（訪問日期：2012年10月22日）。

7. 科裡·多克託羅（Cory Doctorow）的“The coming war on general-purpose computing”，載於boingboing，2012年1月10日（該文基於2011年12月提交給混沌俱樂部的一份主題報告）：http://boingboing.net/2012/01/10/lockdown.html（訪問日期：2012年10月15日）。

8. 震網病毒（Stuxnet）是一種極其複雜的計算機蠕蟲病毒，被公認是由美國和以色列開發，用於攻擊據稱在伊朗核設施中使用的西門子裝置。有關震網病毒的簡介，參見維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Stuxnet；同時，參見“WikiLeaks: US advised to sabotage Iran nuclear sites by German think tank”，載於《衛報》，2011年1月18日，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1/jan/18/wikileaks-us-embassy-cable-iran-nuclear。維基解密是震網攻擊最早的報道者之一，該攻擊導致了伊朗納坦茲（Natanz）核設施的核事故，參見“Serious nuclear accident may lay behind Iranian nuke chief’s mystery resignation”，載於維基解密，2009年7月17日，http://wikileaks.org/wiki/Serious_nuclear_accident_may_lay_behind_Iranian_nuke_chief%E2%80%99s_mystery_resignation。（訪問日期：2012年10月16日）。

第4章、賽博空間的軍事化

朱利安·阿桑奇：我看到現在存在一種賽博空間的軍事化，即對賽博空間的軍事佔領。當你通過網際網路通訊時，當你使用行動電話通訊 時，行動電話現在已經跟網際網路聯結到了一起，軍事情報組織正在攔截你的通訊。這就像有一輛坦克停在你的臥室；這就像你跟你妻子用簡訊交流時，中間站著一個士兵。只要涉及我們的通訊，我們現在都生活在軍事管制之下，只是我們看不見這些“坦克”而已——但它們確實存在。在這個意義上，網際網路，這個曾經被當作和平之地的空間，如今變成了一塊軍事空間。但是，網際網路是我們的空間，因為我們通過它來彼此交流，與我們的家人交流。處於我們私生活內在核心的通訊現在被轉移到網際網路上。所以，事實上，我們的私生活也進入了一塊軍事區域。就像床下有一個士兵，這就是公民生活的軍事化。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就在我來這兒之前，我被請去為華盛頓大學安全與隱私研究實驗室的團隊擔任環太平洋大學網路防禦競賽的教練——我是直到最後一刻才被請去的。我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去完成一項網路戰爭競賽，比賽在SPAWAR（美國空間與海戰系統司令部）進行，這是美國海軍的一個民用單位，能提供滲透測試1服務，包括防禦性計算機黑客和進攻性計算機黑客。SPAWAR在比賽中擔當紅隊，他們的任務是攻擊其他參與者；每個隊伍的任務是保護在比賽開始時交給他們的計算機系統，而他們事先對該系統毫無瞭解。你不知道你將要保護的是什麼類型的系統，甚至在比賽開始時你都還不知道比賽的計分規則，所以你只能竭盡全力，期望成功。 朱利安·阿桑奇：你確定這真是個比賽？也許根本就不是比賽！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不是，你只是得到了一堆計算機，然後你必 須去保護它們，而對方入侵這些計算機並接管系統。這就像是現實中黑 客大會上的奪旗賽（Capture the Flag）2的兒童版之類東西。這很有趣，因為這些傢伙得到了很多工具，他們可以編寫軟體。 朱利安·阿桑奇：從美國海軍的觀點看，這個比賽的意義何在？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嗯，從他們的觀點來看，他們只是在資助這項賽事，因為他們想要培養未來的賽博戰士。比如說，他們從中央情報局給你帶來一個備忘錄，因為他們在招募新兵。中央情報局裡面有一個代號查理–查理（Charlie-Charlie）的傢伙，他解釋說，如果你想來參加比賽或者想加入中央情報局，這是一個在現實世界中找到工作的好機 會。而且SPAWAR的人也在那兒，微軟的人也在那兒招人。比賽的目的是訓練所有參賽者，這些參賽團隊，去繼續參加全國大賽，去成為贏 家，去“保衛祖國”，然後他們能夠作為賽博戰士去從事攻擊性黑客行為，而不僅僅是網路防禦者。我們在這次比賽中大概得了4000分，這比第二名、第三名和第四名得分的總和還要高。 朱利安·阿桑奇：幹得漂亮。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這不是我的功勞——我的勵志格言是“沒有最黑，只有更黑”，而且我也不覺得我特別擅長當教練——這些傢伙真的很棒。但是，這件事的有趣之處在於一切都是在戰爭的框架中進行的，於是他們可以說：“嘿，我們想聽到你的喊殺聲。”就像在說：“對不起，怎麼啦？”這就是當我們在系統保衛戰中稍作休息時，比如在吃午餐時，他們在說的話。供給系統、戰爭、賽博戰爭以及思考方式的偉 大，他們用這些術語來設計比賽中的一切。更有趣的是，除了我所在的團隊，我發現很多參賽者都在苦苦掙扎，因為他們沒有學過兵法——這更像是系統管理員錦標賽（Sysadmin Cup），他們只是在做系統防禦——這讓我感到很噁心。3這種比賽令人感到非常怪異，因為這裡到處是有軍事背景的人，他們從戰爭的視角來看待問題，他們不是在教授技戰術，他們關注的是對系統防禦的修辭術，或是攻擊其他系統，他們有太多的仗要打，他們真心想要激怒人們，激起人們的某種愛國狂熱。他們不是在促進創造性思維或某種獨立分析的框架；他們在推動一種機器齒輪式的心智，讓人們跟從國家利益的命令列事。我之前從未有過這種體驗。我感到很噁心，我團隊中的大部分成員也很難消化這種思想，或認真對待它。

朱利安·阿桑奇：你認為這是美國海軍的標準訓練方式嗎？他們現在把它運用到其他領域？這是美國網路作戰司令部自上而下做出的決策，還是一種國際戰略決策？ 安迪·米勒–馬貢：就像納粹的童子兵營，他們在那裡訓練小孩。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Sie konnen das sagen weil du bist Deutsche.（你是德國人，所以你可以這麼說。）其實並不是那樣。美國海軍介入只是因為美國政府資助了這項賽事。他們請我去當教練是因為他們那裡需要能夠做這種訓練的人；而我同意了，是因為我喜歡這些參賽的傢伙，這些本科生。但是隨後發生的卻是美國政府的確在試圖向人們灌輸這樣的觀念，他們想要從民族主義的視角來推動這些東西。這是一場非常非常奇怪的比賽：一方面，學會維護你的系統安全是一件好事，理解我們生活所依賴的基礎設施也是一件好事；另一方面，他們並不想說服人們去理解它，他們只是在試圖驅使他們陷入一種狂熱，以此讓他們對從事這類工作感到愉快。

安迪·米勒–馬貢：不幸的是，美國對維護系統安全的興趣其實非常有限，因為他們更想要脆弱的系統，這樣就容易奪取控制權了。控制全球加密系統的嘗試還沒有達到美國在1998年左右最初推動它的地步，當時美國商務部負責國際貿易的副部長大衛·阿倫斯（David Aarons）訪問世界各國，呼籲政府獲取所有人的加密密碼。4但是，根據國際上所謂的《瓦森納協定》（Wassenaar Arrangement），加密技術仍然被當作一種所謂軍民兩用技術來處理，終端產品形式的加密技術向很多國家的出口是受到法律限制的。5在宣稱某些國家及其行為邪惡的背景下，這聽起來也許有些道理，但是，它顯示出雙重標準的一面，因為通訊監控技術目前還沒到受到出口限制。6

朱利安·阿桑奇：安迪，這幾年你一直在設計加密電話。告訴我，現在所進行的針對電信的大規模監控都有什麼類型？目前政府情報機構和大規模監控工業是怎麼看待這項技術的現狀的？

安迪·米勒–馬貢：大規模儲存意味著儲存所有通訊，所有語音通話，所有流量資料，所有用到簡訊服務的消費方式，包括網際網路連線，在某些情況下，至少也要有電子郵件。如果你把軍費預算與監控成本以及賽博戰士的培訓成本做一個比較，你會發現普通的武器系統會花費更多。賽博戰士和大規模監控相比於一架戰機來說是極為便宜的。一架戰機大概會花掉你…… 朱利安·阿桑奇：1個億左右。 安迪·米勒–馬貢：而且儲存成本每年都在下降。實際上，我們在混沌計算機俱樂部做過一些估算：一年只花費大概3000萬歐元，你就能得到一個儲存系統，以良好的音質儲存所有德國人的電話通話，而且還包括管理費用，至於純粹的儲存成本大概只要800萬歐元。7 朱利安·阿桑奇：而且，在南非還有像VASTech這樣的公司，它們銷售這種系統，每年要1000萬美元。8“我們會攔截你的所有通話，我們會儲存你所有被攔截的通話。”但是，最近幾年發生了變化，從前是攔截一個國家到另一國家的所有通訊，挑選出你想監聽的特定人物，然後對其進行全面監聽，現在則是永久性地攔截並存儲一切資訊。

安迪·米勒–馬貢：從歷史的角度稍微解釋一下。過去，某個人會由於其外交身份、所效力的公司，由於涉嫌從事某事或與涉嫌從事某事的人有關而成為監聽物件，然後你對他採取措施。現如今，他們認為這麼做要高效得多：“我們將攔截一切資訊，而且我們可以以後再來整理。”於是，他們就有了這些長期儲存。可以把這個行業的工作分成兩個主要部分——“戰術”路徑和“戰略”路徑。戰術路徑的意思是：“眼下，就在這個會談上，我們需要在這裡裝個竊聽器，我們需要讓人把麥克風帶進去，或把GSM（全球移動通訊系統）監控系統部署在一輛車裡，可以即時攔截人們的談話，無須跟網路運營商交涉，無須提前獲得搜查令之類的檔案，不需要走法律程式，就這麼幹吧。”而戰略則是預設執行的，就是記錄一切事情，然後再利用分析系統進行整理。

朱利安·阿桑奇：所以，戰略攔截就是把一個通訊衛星正在轉播的東西全部拿走，把一根光纖電纜上傳播的東西全部拿走。 安迪·米勒–馬貢：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一個人何時會成為嫌疑人。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在美國，有一個稱為國家安全局AT&T的案子，還有一個案子是Hepting訴AT&T。在加州的福爾鬆（Folsom），馬克·克萊恩（Mark Klein），電信巨頭AT&T公司的一位前技術員，曝光了美國國家安全局（NSA）一直在捕獲所有資料，並要求AT&T向他們提交資料。他們所做的就是一股腦拿走所有資料，包括語音通話，所 以，在馬克·克萊恩曝光的那段時間，每當我在舊金山拿起電話或是連線網際網路，我就知道美國國家安全局正在蒐集所有這些資料，他們在美國的國土上對付美國的公民。9我相當肯定他們已經把攔截到的資料用在調查之中，他們一直在用這些手段對付美國人民。這引起了各種有趣的憲法爭論，因為他們可以永久保留這些資料。

熱雷米·齊默爾曼：我們還有Eagle系統這個例子，法國公司Amesys 把這套系統賣給卡扎菲統治的利比亞，在一份商業檔案上它被描述為“全國性攔截機制”。這是一個你可以放在任何地方的大盒子，然後你就只管監聽人民的通訊吧。10

朱利安·阿桑奇：十年前，這還被視為一種幻想，被視為只有偏執狂才會相信的東西，但是大規模攔截的成本現在已經如此低廉，甚至像利比亞這樣資源相對缺乏的國家也可以利用法國的技術來實施攔截。事實上，大多數國家已經在進行攔截了。

目前，我們看到很多國家對進出本國的所有通訊進行戰略攔截，然而，像是自動封鎖銀行賬戶，或自動部署警力，或僅針對特定群體攔截等諸如此類的後續行動，仍然處在轉折點上。西門子正向情報機構推銷一款自動實施行動的平臺。於是，一旦移動攔截記錄發現目標A正位於目標B的特定距離之內，目標A就能接收到一條提示郵件——一個關鍵詞——然後就能觸發一次行動。這就是正在發生的事。

註釋

1. 滲透測試（簡稱滲透）是一個安全工程術語，指的是一種對計算機系統或計算機網路進行的合法授權的攻擊行為，用來評估系統或網路的安全性。安全研究員經常在黑客社群招募人員來作為非授權使用者對系統的安全性進行滲透測試。

2. 奪旗賽最初是一種戶外遊戲，通常包括兩支隊伍，每隊都佔據一片區域並守衛一面旗幟。遊戲的目標是奪取另一隊的旗幟，並返回自己的基地。在黑客大會上，黑客們進行計算機版本的奪旗賽，攻擊和保衛計算機及網路。

3. 系統管理員是在資訊科技部中從事計算機系統或網路運維工作的人。雅各布的意思是，這種練習就是一場系統管理錦標賽。

4. “Aarons says encryption protects privacy, commerce”，參見 USIS華盛頓檔案（USIS Washington File），1998年10月13日，http://www.fas.org/irp/news/1998/10/98101306_clt.html（訪問於2012年10月21日）。

5. 《瓦森納協定》網站：http://www.wassenaar.org（訪問於2012年10月21日）。

6. 安迪指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第一次密碼戰爭中的各種發展。每當密碼龐克開始把更強的密碼工具當作自由軟體傳播開來，美國政府就採取行動去阻擾密碼工具的有效使用。他們將密碼技術界定為一種軍火，並限制其出口。他們引入故意破壞密碼的競爭性技術以便執法機構能夠解密資訊，此外，他們還試圖引進具有爭議性的“密碼託管”計劃。在世紀之交後的短暫時期，這些嘗試被廣泛認為遭到了全面挫敗。但是，現在“第二次密碼戰爭”又打響了，那就是通過立法和技術手段來植入後門，或者排斥密碼技術的使用。

7. 這裡的樣本計算基於德國在2010年釋出的資料。當年德國有1964 億分鐘的固定電話通訊，用8 Kbps的語音編解碼器進行數字化，總計11784 Pb的資料，加上額外的管理開銷就是15 Pb。假設每1Pb的儲存成本為50萬美元，總共就是750萬美元或600萬歐元，再加上建立一個完善的資料中心的成本、處理資料的成本、網路和人力資源成本。即使把德國2010年共計1010億分鐘的移動通話也包括進來，也只是增加額外的50 Pb和1830萬歐元，總價仍然低於一架像颱風（價值9000萬歐元）或 F22（價值1.5億美元）那樣的戰機。

8. 更多 VASTech 的資訊，參見竊聽行星：http://buggedplanet.info/index.php?title=VASTECH（訪問於2012年10月21日）。

9. 美國國家安全局對美國境內進行的未經授權的監控是美國曆史上後果最嚴重的一起大規模監控醜聞。1978年的美國《外國情報監視法案》（FISA）規定，美國情報機構對美國公民進行未經授權的監控是非法的。“9·11”時間之後，國安局得到喬治·W. 布什祕密行政命令的授權，開始進行大量違犯FISA的活動。布什政府聲稱，根據2001年美國國會通過的緊急立法，即《軍事武力使用授權書》（AUMF）和《愛國者法案》（the PATRIOT ACT），他有權這麼做。在2005年《紐約時報》曝光之前，國安局的未授權國內監控計劃都是祕密進行的，其中還涉及與AT&T這樣的私人公司的合作。參見“Bush Lets U.S. Spy on Callers Without Courts”，載於《紐約時報》，2005年12月16日，http://www.nytimes.com/2005/12/16/politics/16pro-gram.html?pagewanted=al。一位匿名的告發者聯絡《紐約時報》的記者，透露了這樁未授權監控計劃的存在。2004年，在布什政府的要求下，《紐約時 報》的執行編輯比爾·凱勒（Bill Keller）撤回這條新聞達一年，直到布什再次當選。2005年，《紐約時報》意識到這是一個潛在的類似五角大樓檔案事件的故事，於是趕在政府發出限令之前，刊登了這則報道。布什政府否認國安局的計劃中有任何涉嫌違法的地方。司法部立即發起了一場對洩密源頭的調查，牽連了25名聯邦探員和5名公訴人。共和黨高層要求根據間諜法對《紐約時報》提起訴訟。

10. 參見 Eagle 系統在竊聽行星上的條目：AMESYS Strategic “Massive” Appliances（訪問於2012年10月22日）。

第5章、利用人的定律對抗全面監控

熱雷米·齊默爾曼：現在這已經成為現實：技術能夠實現對所有通訊的全面監控。但硬幣也有另一面，那就是我們能做些什麼。我們可以承認，所謂戰術監控的某些使用是合法的——在司法機關的監督下，調查人員需要用監控犯罪分子及其壞人和他們的手段來偵查網路。但問題是，這種司法監控的界限在哪兒，使用這些工具對公民進行控制的界限在哪兒。這是一個政策議題。當遇到這樣的政策議題時，是對這些基礎技術一竅不通的政客們在簽署各種法律，但我認為，我們作為公民也要承擔一種角色，不僅要對包括政客在內的人們解釋這些技術的工作細 節，還要參與到圍繞這些技術使用的政治辯論中。我得知德國爆發了一場反對普遍資料保留的大規模運動，導致憲法法院推翻了資料保留方案。1而歐盟現也正在進行一場關於修改資料保留指令的辯論。2

安迪·米勒–馬貢：你在描述民主國家的理論，民主國家當然應該在法院的判決之內去甄別各處的壞人，監聽他們的手機，並確保監聽是以恰當的方式來進行的。這裡的麻煩在於當局必須依法行事。如果他們不這樣做，那他們又能得到什麼好處？特別是通過這種戰術路徑，歐盟內的民主國家正在大規模購入能夠使他們在法律之外行事的機器，因為這不需要法院的判訣，他們只用按下開關就可以執行了，而且這種技術幾乎不受控制。

朱利安·阿桑奇：但是，是否存在著兩種對付國家大規模監控的途徑：利用物理定律，以及利用人的定律？一種是利用物理定律，開發防範攔截的裝置；另一種是制定民主控制的法律，以確保人們必須得到授權才能進行資料攔截，並確立某種監管問責機制。但是，戰略攔截並不包括在內，它不可能受到監管的有效制約。戰略攔截是不分青紅皁白地攔截每個人的資料。我們必須記住，是統治集團的核心在從事這種監 控。他們不可能有充分的政治意願去曝光國家的間諜行為。而這種技術本身是如此複雜，在實踐中又是被祕密地使用，所以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民主監督。 安迪·米勒–馬貢：或者你監聽你自己的議會。

朱利安·阿桑奇：但也有很多借口——黑手黨和外國情報機構—— 這些都是藉口，讓人們願意接受建立這樣一種體系。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資訊末日啟示錄的四騎士：兒童色情、恐怖主義、洗錢，以及禁毒戰爭。

朱利安·阿桑奇：一旦你建立了這種監控，既然它是如此複雜，既然它被設計成祕密進行的，那麼它就不可能受到政策的監管了，難道不是這樣嗎？我認為除非是像冰島這樣的小國，除非存在革命性的條件，否則根本不可能通過立法和政策來控制大規模攔截。一切才剛開始呢。要繞開政治問責而實施攔截實在太便宜、太容易了。瑞典在2008年通過了一部攔截法案，即著名的FRA-lagen，這個法案意味著瑞典情報機構國防無線電局（FRA）在滿足某些條件的情況下，可以合法地大規模攔截所有過境通訊，把所獲資料送往美國。3一旦你設立了這樣的攔截體系，一個執行攔截的祕密間諜機構，你怎麼可能再貫徹這些附加條件 呢？不可能。而且，已經出現的真實案例顯示，FRA早已在各種場合中破壞了法律。許多國家完全將攔截行動置於法律管轄之外，根本就沒有對此立法。所以，如果他們決定為了保護自己免遭起訴而通過修改法律來讓這種行為合法化，就像瑞典的例子，那我們還要為此慶幸呢。而對多數國家來說，情況就是這樣——大規模攔截正在發生，立法提案卻在幫那些從事攔截的人擦屁股。

這種技術非常複雜。舉個例子，在澳大利亞和英國針對全面攔截元資料的立法提案中，大多數人根本不懂元資料的價值，甚至不懂這個詞本身是什麼意思。4攔截所有元資料意味著你必須建立一套系統以在物理上攔截所有資料，然後扔掉除元資料以外的所有東西。但是，這種系統是不可信的。除非有熟練的工程師得到批准去徹查所發生的事，不然沒法判斷這個系統實際上是否存在攔截和儲存所有資料的行為。由於技術複雜性和保密政策的有害勾結，問題會變得越來越糟。真相被隱藏在複雜性中，被掩蓋在各種祕密之中。不可問責性是內嵌於這種體系的，這是體系的一個特徵。這是故意設計出來的危險。

熱雷米·齊默爾曼：我不是在說政策途徑就管用。我說的是一種民主體制如何發揮作用的理論，確實，即便在這種理論中你也能發現祕密機構，他們獲准比一般的警察和調查人員走得更遠。所以即使我們為一般的調查人員制定了適當的行為規範，也可能有其他人能夠使用這些技術。但是，相對於對技術使用的監控而言，我們是否應該對它們的購買和擁有進行管制，這也是一個實際問題。

朱利安·阿桑奇：他們購買的是能夠攔截半個國家或城市的大規模監控裝置。

熱雷米·齊默爾曼：是的。就像核武器：你不能輕易出售核武器，而有些國家也許想製造這種武器但遇到了困難。當我們談到武器系統 時，這是一種受到管制的技術，管制的不是它的使用，而是它的製造。我覺得議題應該是，這種技術是否應該被當作戰爭手段。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這要看情況。在敘利亞或利比亞這樣的地方，監控裝置就是一種武器，這毫無疑問——他們出於政治目的，利用它來針對目標人群。法國公司Amesys監控那些在英國使用法國裝置的人，而這種監控在法國是違法的，他們卻明知故犯。5

安迪·米勒–馬貢：而且他們從前並未這麼做，是吧？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其實，Amesys就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內部檔案被抓住的，就是維基解密的間諜文件曝光的那些檔案。6如果我們要在武器的意義上來探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記住，這不是向一個國家出售一輛戰車，而是向一個國家出售一輛戰車、一個機修工和一個駕駛戰車的團隊，他們可以選擇性地瞄準人群，然後向他們開火。 朱利安·阿桑奇：就像是出售一整套戰車武器系統。 安迪·米勒–馬貢：有意思的是，密碼技術曾經受到管制。《瓦森納協定》是一部國際適用的協定，它意味著你不能向那些所謂的邪惡國家，或者出於某種原因而被認為是有問題的國家出口加密技術，這種技術有助於對抗監控技術。但是，如果你交易的是監控裝置，就可以在國際上出售——協定中對此沒有出口限制。我認為其中的原因在於，民主政府也是自私的，他們想要控制。而且，假如你在跟邪惡國家做生意，你把監控裝置賣給他們去做壞事，那麼你就能從中受益，因為你將知道他們在監聽什麼，他們在害怕什麼，誰是對他們國家最具威脅的人，哪些是政府的反對派，誰在組織政治活動，等等。據此，你就能夠預測未來會發生什麼，你可以去贊助哪些行動，等等。國家之間正在發生的這些事讓我們處在一種非常骯髒的交易中，這就是為什麼監控系統不受管制的真相。

朱利安·阿桑奇：我想再探討一下把大規模監控視為一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這個類比。原子彈是可以製造出來的，這是一個物理事實，而一旦原子彈被製造出來，就會引發地緣政治的變化，許多人的命運將會發生不同的改變——有些人得到好處，其他人卻被置於全面災難的邊緣。這就會出現一場要求控制局面的管制運動，到目前為止，這些控制使我們（除日本之外）免遭核戰爭。但同時，這也是因為這種武器的使用是很容易被發現的。

隨著大規模監控在過去十年間變得越來越成熟，監控的成本也越來越低，我們現在正處在這樣一個階段，世界人口大約每25年翻一倍，而監控能力則每18月翻一倍。監控曲線壓過了人口增長曲線。沒有直接的辦法可以逃脫。在我們現在所處的階段，只需要1000萬美元，你就能買到一個儲存單元，它可以永久儲存一箇中等規模國家的大規模攔截數 據。所以我懷疑我們對此是否有對等的迴應。對全球民主和自由而言，這是一個真實的、巨大的威脅，我們需要一個迴應，就像面對核戰爭時所做出的那種大規模迴應，在我們還有能力這麼做的時候，我們需要努力去控制局面。

安迪·米勒–馬貢：我在利比亞看到了民主運動是如何奔向監控站 的，他們得到了資料，可以用來證明西方企業在協助卡扎菲政權鎮壓運動，然而新政府完全接管了這些監管設施，現在這些設施又在全力運轉了。7所以，儘管我的確同意技術控制是一個好主意，但我有點懷疑公民是否有興趣對抗當權者的利益，因為無論是誰擁有這種可以竊聽所有人手機的能力，他都會使用這種能力。這就像是庫存率——從經濟上 說，如果你知道市場上正在發生什麼，你就能賺得暴利。

朱利安·阿桑奇：有些國家會立法規定其主要電子間諜機構的監聽物件，像美國的國家安全局，英國的政府通訊總部，澳大利亞的國防部通訊局等。他們也會修改立法以允許對經濟情報的竊聽。例如，澳大利亞和美國在穀物貿易上存在競爭，他們就竊聽所有參與這項貿易的人員的通訊。到目前為止這種竊聽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公認至少有十年了 ——但這是被允許的，因為無論如何人們都會這麼幹。最開始是竊聽軍火貿易，像洛克希德·馬丁、雷神、諾斯羅普這樣的軍火公司也參與建造了大規模的攔截系統，因為這些集團都大量涉及權錢勾結。他們從朋友那裡得到好處，建立符合國家安全標準的軍火貿易資訊攔截系統。但是，現在這種攔截適用於一切領域，幾乎是一切國家可以從中獲取經濟利益的領域。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2011年12月的混沌通訊大會8上有人提出了一個很好的類比，他們說監控技術就像地雷，尤其是戰術監控技術——當然也包括戰略監控技術。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怕的。監控是可能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無可避免地走上這條道路，也並不意味著我們必然會一往無前地奔向監控一切人的地步。

儘管有很多經濟激勵不利於我們。比如，曾有人對我解釋說，挪威電話系統過去的工作方式像是在操作一個測速儀，測速的快慢取決於你的電話打得多遠。但挪威電話公司不能合法地儲存或分類儲存通話的實際元資料，比如你的撥號，這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對隱私的憂慮。所以，以某種對隱私友好的方式建立同樣的技術是可能的，而且也允許以基於市場的方式對經濟做出貢獻。然而，比如說在GSM移動技術上，我們就不可能取勝。此時此刻，這些系統建立的方式，不是從經營而是從基礎架構的角度來看，它們不再給隱私留餘地了，內容隱私不存在 了。 朱利安·阿桑奇：一部行動電話就是一臺可以打電話的追蹤裝置。雅各布·阿佩爾鮑姆：確實如此。例如，如果第三世界中的所有人都遭到竊聽，這個現實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他們用來與世界其他地區進行聯絡的電話系統，可能就是他人用來蒐集資料的間諜裝置。

註釋

1. “German court orders stored telecoms data deletion”，載於 BBC，2010年3月2日，http://news.bbc.co.uk/1/hi/world/europe/8545772.stm（訪問於2012年10月22日）。

2. 歐洲議會和理事會的2006/24/EC指令要求歐盟國家儲存公民的電訊資料時間為6~24個月。該指令在德國法律中的施行被判定為違憲。2012年5月，歐盟委員會以不執行該指令為由將德國告上歐洲法院，參見歐盟委員的新聞釋出：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2-530_en.htm（訪問於2012年10月15日）。

3. 參見“Sweden approves wiretapping law”，載於 BBC，2008年6月19日，http://news.bbc.co.uk/1/hi/world/europe/7463333.stm，更多關於FRA-lagen的資訊參見維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FRA_law（訪問於2012年10月10日）。

4. 元資料是“關於資料的資料”。在本文討論的背景中，元資料是指區別於電子通訊“內容”的資料。元資料是信封而不是內容。對元資料的監控並不針對電子郵件的內容，卻能提供圍繞內容的所有資訊，包括這封電子郵件的發件人和收件人、發件人的IP地址及真實位置、發件時間和每封郵件的日期，等等。但是，這裡的關鍵是，攔截元資料的與攔截內容的是同一種技術。如果你授權某人監控你的元資料，那麼其裝置必然也能攔截你的通訊內容。除此之外，大多數人沒有意識到，“元資料歸納內容”，當所有的元資料都被蒐集到一起，這就能提供關於一個人的通訊的極其詳盡的畫面。

5. Amesys是Bull集團的一部分，曾是IBM的dehomag在向納粹銷售打卡系統方面的競爭者。參見埃德溫·布萊克（Edwin Black）的《IBM 與大屠殺》（IBM and the Holocaust，Crown Books,2001）。更多關於卡扎菲使用Amesys監控裝置監控在英國的利比亞人的資訊，參見 “Exclusive:How Gaddafi Spied on the Fathers of the New Libya”，載於 OWNI.eu，2011年12月1日，http://owni.eu/2011/12/01/exclusive-how-gaddafi-spied-on-the-fathers-of-the-new-libya（訪問於2012年10月22日）。

6. 2011年12月，維基解密開始釋出間諜文件（The Spy Files），曝光了大規模監控的規模，間諜文件可以在這裡訪問：http://wikileaks.org/the-spyfiles.html。

7. 更多細節參見竊聽行星：http://buggedplanet.info/index.php?title=LY。

8. 混沌通訊大會（The Chaos Communication Congress）是混沌計算機俱樂部組織的國際黑客年度聚會。

第6章、私人部門的間諜行為

熱雷米·齊默爾曼：國家支援的監控確實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它在挑戰所有民主體制的基本結構及其運作方式，但這裡還有私人部門的監控和潛在的私人性質的大規模資料蒐集。就看看Google吧。如果你是一個標準的Google使用者，那Google就知道你在跟誰通訊、你知道什麼、你在研究什麼，可能還有你的性取向，以及你的宗教和哲學信仰。 安迪·米勒–馬貢：比你自己更瞭解你自己。

熱雷米·齊默爾曼：比你媽媽，甚至也比你自己更瞭解你。Google 知道你什麼時候線上、什麼時候下線。

安迪·米勒–馬貢：你知道你兩年前、三天前和四小時前在找些什麼嗎？你不知道吧，但Google就知道。 熱雷米·齊默爾曼：實際上，我就是由於這些原因才不再使用Google的。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這就像21世紀的“殺死電視”（Kill Your Television）1。這種拒絕使用Google的行為可以被視作一種可行的個人抗議，然而網路效應2的存在卻不會讓這種抗議真正產生多大效果。殺死你的電視，朋友。

熱雷米·齊默爾曼：好吧，這不算是抗議，頂多是我個人看待事情的方式。

安迪·米勒–馬貢：我看過一些精彩的電影，在裡面，人們把他們的電視從三層樓丟了出去。

熱雷米·齊默爾曼：這不只是國家支援的監控，而是隱私的問題，是第三方如何處理資料，以及人們認識到這些資料如何被利用的問題。我不用Facebook，所以對它不太瞭解。但是現在通過Facebook你可以看出使用者的行為，他們很樂意交出任何類型的私人資訊，你能指責人們沒有意識到隱私與公共領域之間的界限嗎？幾年前，在數字技術普及之 前，人們的公共生活在於娛樂界、政治和新聞界，而現在每個人都通過點選“釋出”按鈕進入到公共生活領域。“釋出”意味著讓事情公開，意味著讓全世界都可以接觸到這些資料。而且，你會看到十來歲的小孩把他們喝醉了的照片或其他方面的資訊傳送出去，他們或許沒有意識到，這意味著全世界都能看到這些，而且可能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可以看 到。Facebook就是靠模糊私人、朋友和公眾的界限來做生意的。而且它還儲存那些你認為只對你的朋友或者你愛的人有意義的資料。無論你以為你設定的資料的公開程度如何，當你在Facebook上點選“釋出”時，你就首先把它交給了Facebook，然後他們再讓其他Facebook的使用者得到這些資料。

朱利安·阿桑奇：甚至連政府和公司的界限也被弄模糊了。看看過去十年中西方軍事承包部門的擴張：十年前，有10家在冊的主要承包商與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間諜機構NSA合作：兩年前，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1000家。所以，政府和私人部門之間的邊界正在被抹掉。 熱雷米·齊默爾曼：而且我們還可以說美國的間諜機構可以獲得Google儲存的所有資料。 朱利安·阿桑奇：他們確實是這麼做的。

熱雷米·齊默爾曼：還有Facebook的所有資料，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Facebook和Google是這些間諜機構的延伸。 朱利安·阿桑奇：雅克，你有一個Google的傳訊是吧？就是發給Google的，要求它提交所有跟你的Google賬戶有關的資訊？維基解密也接到過這樣的傳訊，是給我們在加州的域名註冊商dynadot的，wikileaks.org就是在它那裡註冊的。針對維基解密，正在進行一個祕密的大陪審團調查，他們要求dynadot提交我們的財務記錄、登入記錄， 諸如此類，dynadot全都交代了。3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華爾街日報》報道說Twitter、Google和Sonic.net這三家我正在使用或曾經使用過的服務商，每家都收到了一張2703（d）通知，這是很不尋常的祕密傳票。4 朱利安·阿桑奇：屬於《愛國者法案》的範圍？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不是，是《儲存通訊法案》。《華爾街日報》說每家服務商都聲稱政府會索要元資料，而政府聲稱他們有權在沒有法院許可的情況下這麼做。現在有個正在進行的法律案件，關於政府是否有權進行戰術性保密，不只對公眾保密，而且也要對法院記錄保 密。我和其他所有人一樣，是讀了《華爾街日報》才知道這回事的。

朱利安·阿桑奇：所以，在美國大陪審團調查維基解密的過程中，當政府索要使用者記錄時，Google對美國政府大拍馬屁，這不是普通的傳訊，而是一種特別的情報傳訊。不過，2011年年初有報道稱，Twitter也收到一些這樣的傳訊，來自同一個大陪審團。但是Twitter做出了抗爭，要求解除禁言令並通知了所有被傳訊的賬戶主人。我沒有Twitter賬戶，所以並沒有收到傳訊，但是我的名字和布拉德利·曼寧的名字卻出現在這些傳訊上，作為需要被搜尋的資訊。雅克，你有Twitter賬戶，所以Twitter收到了關於你的傳訊。Google也收到了，但它們沒有抗爭，沒有把訊息公佈出來。5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據說確實如此，這是我在《華爾街日報》上讀到的。我甚至不被允許引用它，除非扯上《華爾街日報》。

朱利安·阿桑奇：因為這些命令中也包括了禁言令？但這已經被認為是違憲的，不是嗎？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可能是吧。就Twitter的例子來說，我們提出暫停向政府披露資料的請求，我們解釋政府一旦拿到這些資料就不會忘記，因此向政府披露這些資料將會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然而，我們的請求被公開拒絕了。他們說：“好吧，是的，你的保留要求被拒絕了，Twitter必須披露這些資料。”我們還在走訴訟程式，特別是涉及判決的保密——我甚至不能談及此事——就目前來看，法院說，如果你在網際網路上自願向第三方暴露資訊，就別指望還有什麼隱私，順便一提，在網際網路上每個人都是第三方。

朱利安·阿桑奇：甚至像Facebook或Twitter這種號稱會保護隱私資訊的組織。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必然是這樣。這就是國家與公司間界限的模糊。實際上最值得我們關注的事情是，NSA和Google基於美國國防安全的原因進行網路安全合作。

安迪·米勒–馬貢：網路安全在這裡可以指任何事情。這是個寬泛的術語。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他們試圖把所有活動都置於《資訊自由法案》的要求之外，而且都要保密。此外，美國政府還堅持它有發出行政傳票的權力，這比拿到搜查令的門檻要低。並且他們禁止第三方通知 你，你無權爭辯，因為這裡直接涉案的是第三方，而第三方又沒有憲法上的理由要去保護你的資料。

朱利安·阿桑奇：第三方可以是Twitter、Facebook或你的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ISP）。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或者任何人。他們認為這是與銀行隱私或撥號電話一樣的一對一對映。你打電話的時候就自願把號碼暴露給了電話公司。你明白的，對吧？當你在打電話時，當你撥入這些號碼時，你顯然是在說，“我不指望還能保有這項隱私”。甚至跟機器的聯絡都沒這麼直白。人們不瞭解網際網路如何工作——他們也不瞭解電話網路是如何工作的——但是就目前Twitter的案件來說，法院堅持規定事情就是這樣。不幸的是，我無法對此進行真正的探討，因為我實際上並不是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家，他們堅稱本質上就是這麼回事。6

想象一下，我們竟然把我們所有的個人資料拱手交給這些公司，而這些公司本質上變成了私人的祕密警察，這簡直是瘋了。而且就Facebook的案子來說，我們甚至享有“民主化”的監控。不像民主德國的斯塔西，他們付錢僱人當間諜，而我們則把這種間諜行為當作一種文化來獎賞——他們自己上鉤了。人們報告朋友們的動向，“嘿，誰誰誰又訂婚啦”；“哦，誰誰誰又分手啦”；“哦，我曉得現在該給誰打電話”。

安迪·米勒–馬貢：有人根據歐盟資料保護法向Facebook施壓，要求他們交出關於這些人的所有私人資料，結果是，單個使用者的資料最少有350MB，最多的大概有800MB。7有意思的是根據這項法案，Facebook 的資料庫結構也被曝光了，包括你每次登入所用的IP地址、儲存的每一件東西、每一次點選、每時每刻的所有活動，甚至還有你在一個頁面停留的時間——所以他們能夠猜測出你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等等。另外還曝光了這個資料庫結構的主標識符，是“目標”（target）這個詞。他們不把這些人叫作“訂閱者”“使用者”或者其他什麼，他們管這些人叫“目標”，當然你可以說，“好吧，這是一個營銷術語”。

朱利安·阿桑奇：但這些資料本質上都是私人的。

安迪·米勒–馬貢：對，但是從軍事角度看，它也可以是目標，或者從情報意義上講，它就是目標。這僅僅取決於你在什麼樣的情景下利用這些資料。 朱利安·阿桑奇：對，這是最可怕的。 安迪·米勒–馬貢：我認為這種曝光很有用。我們原來常常說對Facebook而言，這些使用者實際上並不是客戶。Facebook的使用者實際上是它的產品，廣告商才是它真正的客戶。這是對這裡所發生的事情最客氣、最無害的解釋了。

但是，問題在於你很難去指責一個符合國家法律規定的公司。這種行為被認為是正常的，如果公司不遵守國家的法律，你才能說它在犯 罪。

所以你很難這麼說。“嘿，人家是合法經營的。”你對此又能作何控訴？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不對，這事我必須要爭一爭。如果你建造一套系統，它會記錄一個人的一切資訊，而且你知道你生活在一個法律允許政府強行蒐集這些資訊的國家，那麼，或許你就不該建造這樣的系 統。在建立安全系統的時候，有兩種不同的路徑，一種是通過政策來保護隱私，一種是通過設計來保護隱私。當你企圖以人們為目標時，而你也清楚你生活在一個可以公然監聽人民的國家，就像Facebook把它的伺服器放在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亞或者阿薩德治下的敘利亞，這完全是不負責任的。據我所知，至少這兩年，被公開的國家安全信函沒有一封是針對恐怖主義的。其中25萬封是針對其他人，而非恐怖分子的。 8所以我們看清了現實，事實就是這些公司在建立這些系統，它們選擇為經濟利益而出賣使用者，它們是負有嚴重道德欠債的。這甚至跟技術無關，根本就不是技術問題，這就是經濟問題。它們決定，更重要的是跟政府勾結起來，出賣它們的用 戶，侵犯使用者的隱私，參與到這個控制系統中，而它們得到的回報是成為這種監控文化的一部分，這種控制文化的一部分——而非抗拒這種文化，所以它們成了其中的一分子，它們是共犯。 安迪·米勒–馬貢：道德責任現在可算不上主要賣點，是吧？

註釋

1. “殺死電視” 是指一種抗議大眾傳媒的方式，呼籲人們遠離電視，參加社交活動。

2. “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是指一個人從事某種活動受從事此種活動的其他人的數量的影響。

3. 更多關於大陪審團調查的資訊，參見討論之前的“對維基解密及相關人員的各種迫害企圖的註釋”。

4.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政府得到了一項具有爭議的祕密法庭命令，強迫 Google 公司和小型網際網路提供商 Sonic.net 公司交出維基解密志願者雅各布·阿佩爾鮑姆的郵箱賬號中的資訊，根據《華爾街日報》所查證的檔案……維基解密的案子成了對年初的法律解釋的一個測試，當時 Twitter 抵制了法院要求交出維基解密支持者，包括阿佩爾鮑姆先生的賬號記錄的命令……該命令要求搜查‘網際網路協議’或是人們登入他們賬號的裝置的 IP 地址。”一個 IP 地址就是分配給某個接入網際網路的裝置的唯一一組數字。這項命令同時也索要人們繫結這些賬號所用的電子郵箱地址。這項命令被封印存檔，但 Twitter 在法院成功贏得了通知這些被索要資訊的使用者的權利……《華爾街日報》查證了這些法令，它們索要的資訊與要求 Twitter 提交的是同類資訊。給 Google 祕密法令的日期是 1 月 4 日，這家搜尋引擎巨頭被要求交出阿佩爾鮑姆登入其 gmail.com 賬戶時的 IP 地址，以及自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他與之聯絡的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和 IP 地址。並不清楚 Google 是否抵制了這項命令或交出了檔案。給 Sonic 的祕密法令的日期是 4 月 15 日，要求 Sonic 交出阿佩爾鮑姆先生郵箱賬號中的同類資訊，也是自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8 月 31 日，法院同意解除 Sonic 的祕密指令的封印，並向阿佩爾鮑姆先生提供一份副本。“Secret orders target email”，載於《華爾街日報》，2011 年 10 月 9 日，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97020347680457661328400731（問於 2012 年 10 月 11 日）。更多細節參見討論之前的“對維基解密及相關人員的各種迫害企圖的註釋”。

5. “WikiLeaks demands Google and Facebook unseal US subpoenas”，載於《衛報》，2011 年 1 月 8 日，http://www.guardian.co.uk/media/2011/jan/08/wikileaks-calls-google-facebook-us-subpoenas（訪問於 2012 年 10 月 16 日）。更多細節參見討論之前的“對維基解密及相關人員的各種迫害企圖的註釋”。

6. 參見討論之前的“對維基解密及相關人員的各種迫害企圖的註釋”。

7. 更多細節參見歐盟訴 Facebook 案網站：http://www.europe-v-facebook.org/EN/Data_Pool/data_pool.html（訪問於 2012 年 10 月 24 日）。

8. 國家安全信函（NSL）是美國當局發出的要求提供“非內容資料”或“元資料”的信函，資料包括金融交易記錄、IP 日誌或電子郵件通訊錄等。任何收到國家安全信函的人都必須按要求交出記錄，否則就會面臨起訴。發出一封國家安全信函並不需要得到法院的授權，它可以由聯邦機構直接發出。因此，它很

類似於所謂的“行政傳票”——只提交行政部門索要的資訊，而非司法監督之下的傳票。基於此，國家安全信函被認為違犯了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中對抵抗任意搜查和逮捕的保護。國家安全信函還包括了一種“禁言令成分”，這意味著收到國家安全信函的人不能向其他任何人談論此事，否則就是犯罪。基於此，國家安全信函被認為是對第四修正案中對言論自由保護的違背。在 Doe 訴 Gonzales 案中，國家安全信函的禁言令被判定為違憲。法律修改為授權國家安全信函的接收人可以在法庭上質疑該信函，這樣就滿足了第二巡迴法院的要求，如此一來，使用該信函就不再算是違憲。在 2001 年美國《愛國者法案》通過後，對國家安全信函的使用大量增加。國家安全信函的接收者一般都是服務提供商，比如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或是金融機構。被搜查的記錄通常為信函接收者的客戶的資訊。接收者不能通知客戶他們的記錄被搜查了。儘管接收者可以向法院質疑國家安全信函，但禁言令又阻礙了被搜查的目標得知有關國家安全信函的訊息，這樣也就阻礙了他們向法院提出質疑。為了說明這種抗辯多麼困難，參見 FBI 副總法律顧問試圖回答雅各布·阿佩爾鮑姆的問題時令人膽寒的視訊，雅各布問道，“如果第三方被禁止談論我已經成為你的目標這件事，那我又如何上告法官呢？”她回答道：“有時候，我們必須讓事情處在控制之中。”：http://youtu.be/dTuxoLDnmJU（更多的背景資料參見 Privacy SOS：http://privacysos.org/node/727）。

根據電子前哨基金的報道，“在所有因《愛國者法案》而擴大的危險的政府監控力量中，由《愛國者法案》第 505 條所擴大的美國法典第 18 編第 2709 節（18 U.S.C.#2709）之下的國家安全信函的權力是最可怕、最具侵略性的。這種信函作用於通訊服務提供商，比如電話公司和 ISP 等，允許 FBI 向他們祕密索取有關普通美國公民私人通訊和網上活動的資料，而這種行為不會受到任何有效的監督或事前司法審查。國家安全信函的接收者受制於禁言令，不得向其同事、朋友或家人洩露該信函的存在，更不能向公眾曝露。”參見：https://www.eff.org/issues/national-security-letters，亦可參見電子前哨基金蒐集的、在《資訊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要求下發布的有關國家安全信函的檔案：https://www.eff.org/issues/foia/07656JDB。（所有連結均訪問於 2012 年 10 月 23 日）。

第7章、賽博空間的軍事化

熱雷米·齊默爾曼：目前這個階段所提出的一個問題是：解決辦法是什麼，無論對於個人使用者還是作為一個整體社會？存在一些技術解決方案——分散式伺服器，每個人都儲存自己的資料、資料加密，每個人都只信任與自己接近的服務商，服務商為使用者提供資料加密服務，諸如此類。我們已經討論過這些政策選項。目前我不太確定的是，我們能否回答這個問題，兩條路徑中哪一條最好。我認為我們必須同時發展這兩條路徑。我們需要有人人可以理解、可以修改的自由軟體，人人都可以檢查它是如何運作的。我認為自由軟體是一個自由的線上社會的基礎之一，由此我們能夠一直控制這套機器而不是被機器所控制。我們需要有更強大的密碼技術來確保，只要你願意，你的資料只能被自己讀取，其他任何人都無法讀到。我們需要像Tor或加密電話這樣的通訊工具來保證你可以只跟你願意交流的人通訊。然而，國家的權力和某些公司的力量總是超過我們這些極客的力量，超越我們開發和傳播這些技術的能力。在開發這些技術的同時，我們也許還需要讓公民手中握有法律工具，以確保能控制——也許並不總是實時控制——這些技術的使用，如果這些技術的使用違反道德或侵犯了公民的隱私，法律工具會對其進行制裁。

朱利安·阿桑奇：我想來考察一下美國密碼龐克和歐洲密碼龐克視角的不同。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保障人民持有武器的權利。最近我在看一個朋友在美國拍攝的一些關於持槍權的視訊，在一家武器商店裡有這樣一句標語，“民主，裝彈上膛”（Democracy, Locked and Loaded）。這就是你確保自己不被極權統治的方式——人民武裝起來，如果人民真被激怒了，就會拿起武器，奪回權力。這種論據現在是否仍然有效其實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因為過去三十年來武器類型發生了變化。再回頭看一下這個宣言，現在我們可以說：編碼——提供祕密的加密程式碼，讓政府無法監聽——就是武器。我們在20世紀90年代參加了這場戰爭，努力讓每個人都可以使用密碼技術，而且幾乎取得了勝利。1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在西方取勝了。 朱利安·阿桑奇：在西方我們基本上取得了勝利，現在每個瀏覽器都可以使用密碼，儘管後面又有各種不同形式的破壞。2應當注意的是，你不能信任政府，以為他們宣稱會執行這項政策，他們就真的去執行。我們必須提供我們自己控制的基本工具——加密工具，來運用我們的力量，因為只要密碼管用，無論政府多麼努力都無法直接破解你的通訊。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幾乎所有現代權威的力量都來源於暴力或暴力的威脅。密碼技術必須得到人們的這種認可，即任何暴力都無法解決一道數學難題。 朱利安·阿桑奇：完全正確。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這是最重要的關鍵。這並不意味著你不會受到刑訊，也不意味著他們不能在你的房子裡裝竊聽器或通過某種形式搞破壞；這只是說，如果他們發現了一條加密簡訊，不管他們所做的一切是否聽命於一個強權機構，這道數學題他們是解不出來的。然而，對於不懂技術的人來說，這件事並不是顯而易見的，必須讓人們明白這一點。如果我們可以解決所有這些數學題，那是另一回事了，但凡有人可以，那政府當然也可以解出這些數學題。

朱利安·阿桑奇：但這就是正在發生的現實，你可以提出很多即便是最強大的國家也解不出來的數學題，就好比你可以製造一顆原子彈。我認為這對於那些加州自由派和其他信奉類似“民主，裝彈上膛”觀念的人來說非常有吸引力。因為這是一種非常高智慧的行事方式——一小群掌握密碼技術的人對抗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全部力量。

所以，宇宙的一種性質站在了隱私權這一邊，因為有些加密演算法是任何政府都永遠無法破解的。還有一些演算法，我們知道是連美國國家安全局都極難破解的。我們之所以能夠這樣斷定，是因為這些演算法被推薦給美軍承包商用於保護美國軍事通訊中的最高機密，如果這些演算法中有某種後門，那俄羅斯人或中國人很快就會發現，而這會使推薦這種不安全加密的決策人承擔嚴重後果。所以，這種加密演算法現在肯定是相當有效的，我們完全可以信任它們。不幸的是，你完全不能相信你執行這些加密演算法的機器，所以這還是個問題。不過，這種問題不會出現在大規模監控中，只有那些已經被鎖定為目標的人的計算機才會遇到這樣的問題。除非你是一個安全專家，確保一臺計算機的安全真是非常困難。但密碼技術可以對付大規模監控，而對全球文明構成威脅的正是大規模監 控。個別監控並不構成這種威脅。

雖說如此，我還是認為，正如熱雷米說的，我們正在與極其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對抗，可能的結果是，監控技術相對於人口數量的天然效率意味著我們將慢慢地終結於一種全球監控的極權主義社會——我所謂極權主義的意思是一種全面監控——也許最後還剩下一點兒可以自由生活的人，即那些懂得使用密碼技術來保衛自己對抗這種徹底的全面監控的人，那些完全與社會脫節、走進洞穴的新盧德派，或那些傳統部落——那些不能享受現代經濟效率的人，所以他們的行動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

當然任何人都可以戒掉網際網路，但這樣他們就很難再有任何影響 力。他們通過這種做法來讓自己不受影響。使用手機也是同樣的道理，你可以選擇不用手機，但這就降低了你的影響力。這不是一種前進的方式。

熱雷米·齊默爾曼：如果你從市場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我相信存在一種對隱私的市場需求，只是這種需求幾乎還尚未開發，所以或許某些公司會受到經濟激勵去為使用者開發這種工具，讓他們有獨立的能力控制自己的資料和通訊。這可能也是我們解決問題的一種途徑。我不確定它能否單獨起作用，但這是可能的，也許我們對此還不夠了解。

朱利安·阿桑奇：密碼技術將無處不在。主要組織正在世界各地部署密碼技術，它正被逐漸推薦到聯網的國家。如果你思考一下網際網路上的通訊路徑——快速的跨國貨幣流動、跨國組織、組織內部的相互連線——所有這些通訊都在不可信的通訊渠道中流動，就像一個沒有面板的組 織。組織和國家之間的界線已經模糊了——世界上的每一個網路都在爭奪優勢地位——而且它們的通訊流也被暴露給了機會主義者、競爭國 家，等等。所以人們在網際網路的頂層搭建新的網路——虛擬專用網 （VPN）——並用密碼技術來保護他們的隱私。有一種產業權力基礎在防止密碼技術遭到禁用。

你看看黑莓手機的例子，它有一套在黑莓手機網路中使用的內建加密系統。加拿大的捷訊移動科技公司（RIM）是黑莓手機的運營商，它可以解密普通使用者的通訊，而且至少在加拿大和英國有資料中心，所以英美情報共享聯盟能夠獲得全世界黑莓手機之間的通訊資料。但是，大型企業以某些更安全的方式來使用它。西方政府使用時情況還好，但當它蔓延到公司和個人使用者，就引發了敵對的政治反應，就像我們在穆巴拉克統治的埃及所見到的那樣。3

我認為對付即將來臨的監控反烏托邦唯一有效的辦法是你自己採取措施來保衛自己的隱私，因為那些有能力攔截一切的人並沒有自我約束的動機。歷史上與此相似的例子就是人們學會洗手的過程。這需要關於疾病的細菌理論的建立和普及，需要偏執狂來灌輸這種理論——疾病會通過你手上看不見的細菌來傳播，正如你也看不見大規模的攔截。一旦這種理論廣為人知，肥皂製造商就會製造產品，人們就會消費肥皂來減輕他們的恐懼。給人們灌輸這種恐懼是很有必要的，這樣他們才能認識到問題，才能創造出足夠的需求去解決問題。

在這個等式的另一邊也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程式聲明自己是安全的，聲明它們使用了密碼技術，但這些程式經常是欺詐程式，因為密碼技術很複雜，欺詐就隱藏在這種複雜性中。4

所以人們必須思考一下。唯一的問題是他們會從以下兩條路徑中的哪一條來思考。他們也許會想，“我需要注意自己的言談，我需要遵紀守法”，在任何時間、任何交往中都要留心。或者他們會想，“我需要掌握一點兒技術，安裝這些東西來保護自己，這樣我才能自由地表達我的想法，才能自由地與朋友和我關心的人交談”。如果人們不採取第二種行動，我們將會生活在一種全面的政治正確中，因為即使在與自己最親密朋友交談時，人們也要自我審查，也要把自己從世界政治的參與者中刪除。

註釋

1. 參見前文註釋中關於 20 世紀 90 年代第一次密碼戰爭的內容。

2. 朱利安提到的 SSL/TLS 是一種加密協議，現在已作為一種標準被包含在所有網頁瀏覽器中，並用於安全瀏覽——例如，當瀏覽器用於訪問網上銀行時。

3. 其中一個例子，參見“Blackberry, Twitter probed in London riots”，載於彭博，2011 年 8 月 9 日，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1-08-09/blackberry-messages-probed-in-u-k-rioting-as-police-say-looting-organized.html（訪問於 2012 年 10 月 16 日）。

4. 舉例而言，LulzSec 團體的一名成員通過釋出索尼客戶的個人資料，曝光了索尼安全管理的漏洞。有關機構通過美國法院發出的命令，從代理網站 HideMyAss.com 上獲取了他的真實身份後，此人遭到逮捕。

參見“Lulzsec hacker pleads guilty over Sony attack”，載於 BBC，2012 年 10 月 15 日，http://www.bbc.com/news/technology-19949624（訪問於 2012 年 10 月 15 日）。

第8章、網際網路與政治

熱雷米·齊默爾曼：審視黑客的力量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黑客”一詞最初的含義並非指一種犯罪。一個黑客就是一個技術狂熱分子，喜歡鑽研一項技術是如何運作的，讓技術運作得更好而不是被技術所限制。我認為，當你五六歲時，試圖拿起一把螺絲刀，開啟一個裝置去探究其內部構造，這就是黑客的行為了。黑客們出於很多原因去建設網際網路，包括為了好玩，他們開發了網際網路，並把網際網路帶給其他所有人。像Google和Facebook這樣的公司卻看中利用搜集使用者的個人資料來建立商業模式的機會。但是，我們仍然能看到黑客們手中握有某種形式的權力。最近，我的主要興趣在於，我們目睹著這些黑客奪取權力，甚至在政治舞臺上奪取權力。在美國，SOPA（《禁止網路盜版法案》） 和PIPA（《智慧財產權保護法案》）這種粗暴的版權立法基本上就是在給好萊塢授權，讓他們可以命令任何網際網路公司限制訪問和進行網際網路審查。1 朱利安·阿桑奇：還有金融封鎖，就像維基解密所遭受的那樣。2 熱雷米·齊默爾曼：沒錯。那些金融公司對維基解密所做的正在變成對付邪惡盜版者的標準手法，這些盜版者摧毀了好萊塢的勢力。而 且，我們見證了來自網際網路公民社會的強烈騷動，這並不僅僅發生在美國——如果僅僅是美國公民起來反抗SOPA和PIPA的話，這事不可能奏效。正是由於全世界所有人的參與，才使抗議取得了成功，而黑客們在其中居於核心地位，他們向其他人提供工具，幫助他們參與到公共討論當中。 朱利安·阿桑奇：是他們促成了這場遊說。 熱雷米·齊默爾曼：像Tumblr或其他類似的網站，它們不是在首頁上讓你輸入自己的手機號嗎？之後你會收到回電，與美國國會取得聯絡，然後你就能開始跟國會裡的人說：“瞧，這真是垃圾。”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這是在利用網際網路來保護網際網路自身。

熱雷米·齊默爾曼：我認為，我們黑客對自己開發的這些工具負有責任，並有義務向世界上其他人傳播這些工具。我們或許正在見證這個開端，當我們集體行動時，這項義務可以何等高效地得到履行。如今，在歐盟也存在一場關於ACTA（《反假冒貿易協議》）的辯論——ACTA是一項跨國貿易條約，SOPA和PIPA就是以此為藍本的。3我剛從歐洲議會回來，在議會上，作為個人代表，我們這些長著臭鬍子的傢伙在對一個議會委員會發號施令。我們給他們展示了歐洲議會議事規則中的一些條款——他們顯然是第一次看到這些，還要告訴他們該如何行事，之後，我們以21∶5的投票結果贏得了那場表決，把那個英國特派調查員趕到了小角落裡。這只是反對ACTA的道路上一個小環節中的很小一部分，這個龐大的全球協議是揹著我們設計出來的，就是為了規避民主。但是，作為公民，我們也許可以殺死這隻怪獸——顯然要利用網際網路的工具，像郵件列表、維基、IRC聊天室，等等——而且我認為我們可能正在目睹一個時代——網際網路的青年時代——的到來，以及社會如何利用網際網路在更大的尺度上改變世界。我認為，我們黑客要利用我們的技術知識去指導人們，告訴他們，“你應該使用這些技術來掌控自己的隱私，而不是讓Facebook或Google來掌控你”，這是至關重要的。把這兩點結合起來，就能相對明白地闡述事情了。這可能有點兒樂觀主義吧。

朱利安·阿桑奇：雅克，就網際網路青年的政治激進化來說，特別是過去兩年來，你一直在世界各地談論Tor，對那些想要匿名、想要對自己的政府保持隱私的人們談論Tor，那麼，你一定也看到在許多不同的國家都發生了這類現象。這類現象有何重要意義呢？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當然，我認為這是絕對重要的。我立馬能想到的一個經典案例就是突尼西亞。我在本·阿里政權垮臺後去了突尼西亞，我們在一個電腦科學班上討論Tor，這個班裡有一些大學裡非常懂技術的人，其中有人舉手問道：“但是，怎麼對付那些壞人呢？”然後她不假思索地提到了資訊末日啟示錄中的“四騎士”——洗錢、毒品、恐怖主義，以及兒童色情。“該拿那些壞人怎麼辦呢？”這四類事情總是被提出來，利用它們的幽靈來攻擊隱私保護技術，因為我們顯然必須對付這四類集團。於是，我向全班提問：“有人見過Ammar 404頁面嗎？”這是本· 阿里政權在革命之前部署的一種審查頁面，在革命進行時也用來禁止訪問網頁。房間裡的每一個人，除了剛才提問的那人之外，都舉起了手。然後，我看著那個發問的女孩，問道：“看看你身邊的所有這些人，他們全都是你的同班同學。你真的相信，為了對付那些壞事而壓迫這屋子裡的所有人，這是值得的嗎？”然後她說：“實際上，我自己也舉手了。”

從這個例子中我們還能學到非常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當人民能夠設身處地時，他們才能明白真正的交易是怎麼回事，然後事情就會發生戲劇性的逆轉。而在全世界，每時每刻都發生著這樣的事——雖然通常是稍後發生的，人們後知後覺地發現他們也可能使用這種技術，他們事後才意識到：“哦，對啊，事實證明並不只是壞人，因為如果我說了某些事情，如果當權的人不喜歡我不得不說的這些事情，那我就事實上就成了壞人。”於是，你看到了一場覺醒。

但要說這種情況僅僅發生在過去這幾年，那就不對了。朱利安，我很抱歉要對你說這些，但是，正是你，你就是讓我們這代人變得激進的原因之一。要這麼算起來的話，我大概算是第三代密碼龐克。你和拉爾夫·維曼（Ralf Weinmann）對rubberhose檔案系統所做的工作就是激勵我去開發加密系統的一部分原因。M.A.I.D是我設計的一套加密檔案系 統，用來反擊英國的常規調查權這類事情，英國政府基本上採取消極的管制來解決密碼技術的問題，這樣他們才能拿走你的祕密。4當然，在朱利安的例子中，他們開發這套工具是因為壓迫性的政權會折磨人們以獲取密碼，所以你們必須能夠交出不同的密碼，以應付他們的折磨。我的加密檔案系統M.A.I.D是為這樣一種法制體系而設計的，在這種體系下，被告有權保持沉默，但如果強迫他們，他們也能夠在不破壞機密的情況下證明他們所說的是真話。當我看到朱利安的工作時，我意識到你能夠利用技術賦予普通人以改變世界的力量。回到更遙遠的老密碼龐克的郵件列表代，蒂姆·梅（Tim May）是列表的創始成員之一，正是由於閱讀了朱利安在密碼龐克列表中釋出的那些舊帖子，整整一代人開始變得更激進，因為這些人意識到，他們不再是原子式的孤立的個體，他們可以花時間去編寫軟體，而這些軟體能夠賦予百萬人以權力。5 這些還都只是意想不到的後果，畢竟建立Google的人當初也並沒有想把Google建成史上最大的監控器。但是，事實上，這個監控器就這麼建成了，而且只要人們開始認識到這一點，他們就會發出那些國家安全信函，是吧？

熱雷米·齊默爾曼：我覺得你剛才所說的話中，有三點是很關鍵的。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只有三點？ 熱雷米·齊默爾曼：其他也很重要。 安迪·米勒–馬貢：好吧，我們也許還能加上第四點，試一試？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你還不知道我說的是哪三點呢。 熱雷米·齊默爾曼：我發現這三點是糾纏在一起的。其一是數字技術時代的極權統治及其掌權者。在本·阿里政權的例子中，當然也在當今許多政權中，統治者都能決定人們能知道什麼，或與什麼人交往。這是相當驚人的權力，人們應當抵抗這種權力：而網際網路，一種自由的網際網路，就是能夠拿來抵抗這種權力的工具。其二是要製造工具並改良技術，那種能夠繞開審查之類麻煩事的技術，但更重要的是，要製造那種能作為基礎設施的工具，這些基礎設施可以幫助我們推翻獨裁者。其三是政治敘事，你經常提到的資訊末日啟示錄“四騎士”，就是政客們每天都在媒體上利用的藉口，說什麼“難道讓恐怖主義把我們都害死嗎？因此，我們需要《愛國者法案》”或“到處都是兒童色情”“網際網路上到處都是小納粹（pedo-Nazis），因此我們需要審查”。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小納粹？ 熱雷米·齊默爾曼：對，小納粹，pedo-nazi.com已經保留下來了。“藝術家正在走向滅亡，不會再有電影了，因此我們必須給好萊塢授權，讓他們來審查網際網路。”諸如此類的說法。我認為，網際網路在此再度成為一種工具，一劑對付政治敘事的解藥。政治敘事依賴於煽情造勢和媒體的時間尺度，這種時間尺度極其短暫，一則資訊的出現與消失都在24小時之內，然後就被新的資訊所取代。通過網際網路，我感覺我們是在建造所謂的網際網路時間。因為偉大的網際網路永不遺忘，我們可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建立卷宗，我們還能做研究、能做分析。這就是我們在過去三年中對ACTA所做的事情。維基解密又一次鼓舞了我們，因為ACTA的初版就是維基解密在2008年披露的。6朱利安·阿桑奇：對，是我們揭露了此事。

熱雷米·齊默爾曼：之後我們自己又披露了兩個版本。這三年來一共有五個版本，這讓我們可以逐段逐行地進行研究，說明這條是做什麼的，那條又是哪個行業的要求，法律專家和技術專家也加入到這項工作當中，我們形成了一套不同於官方政治敘事的版本。官方的說法總是，“哦，我們需要ACTA來拯救文化、拯救孩子、打擊假藥”云云。現在我們利用網際網路時間，通過仔細的分析，艱苦的工作，以及團結人們參與其中來形成我們自己的政治敘事。

朱利安·阿桑奇：真是這樣，而我認為這種對ACTA的觀點贏得了公眾。 熱雷米·齊默爾曼：目前為止，幹得不錯。 朱利安·阿桑奇：我認為這是一種看待此事的歷史觀點，但在幕 後，最初由美國版權行業搞出來的這個所謂的《反假冒貿易協議》，實際上已經用在相當多的雙邊貿易協議中，他們企圖建立一種新的國際制度，來規定何種出版是合法或非法的，並且建立阻止人們從事各種出版活動的機制。這套制度以美國的DMCA體系（《數字千年版權法案》） 的一種更嚴厲的版本為標準，在這個體系下，如果你給某人發出一封 信，要求他從網際網路上刪除某些東西，他們就必須刪除，雖然會給他們兩週左右的時間讓他們提出抗議，但是，由於對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而言處理這種抗議太費錢了，於是他們就會立即刪掉這些東西，然後讓作者或上傳者自己去嘗試捍衛自己的權利。這種做法在美國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導致大量內容被刪除。山達基教[1]（Scientology）被證實利用這條規定，從YouTube上刪除了數以千計的視訊。7 所以，我們可以假設ACTA已經在歐洲議會中被踢出局了，至少在這輪議程中，實際上是出局了。儘管如此，ACTA似乎仍然在取得重大進展——在我們的民主辯論中，ACTA已經臭名昭著，我們贏得了話語權，但在幕後，祕密的雙邊協定已建立起來，並達到了同樣的目的，這顛覆了民主議程。例如，維基解密獲取併發布了新的歐盟—印度自由貿易協定，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ACTA的內容。8其他很多協定和法案也出現了這種情況。他們把ACTA的標題和內容分離開來，再把內容分割成更小的部分，讓這些部分像蠕蟲病毒一樣滲透到各種事務當中，以各種雙邊協定的形式滲透到國際制度當中。這樣一來，在公眾眼中，你們取得了民主的勝利，但這只是一種表面上的勝利，而在表面之下，情況一如既往。從這種情況中，我看得出政策或立法改革並沒有奏效，儘管你也不能把主動權交給對手，那樣他們就會加速程序。所以，重要的是，要以各種方式來進行檢查，就像檢查ACTA那樣。這樣才能延緩事情的發展速度。然而，就算我們在議會中取得了立法的勝利，還是無法阻止檯面下的活動。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我覺得有一件事必須要特別指出，Tor的創始人之一羅傑·丁格勒戴（Roger Dingledine）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算是我的導師，關於審查規避和匿名線上的問題，他啟發我進行了很多思考。就我們現在所討論的話題，比如說，防火牆取得的成功不僅僅是技術上 的，也是社會性的，因為如果你想要從技術上對抗防火牆，那麼理解這項技術的背景也是相當重要的。反抗ACTA的人們也在使用技術，這些技術能幫助他們進行反抗，但是，事實上，更重要的是去理解普通人的日常事務，而不是那些複雜的技術術語。真正要緊的是，讓人們切實參與到這種討論中來，參與到改革中來，在他們還有權力這麼做的時候。而且，事實上，正是事情的這種人性方面，才是最重要的。維基解密釋出的檔案推動了資訊共享，這是重要的，但是那些獲得了重要資訊並把資訊傳播出去的人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這裡存在一種說法，說我們大多數人都生活在一種民主制度中，說我們是自由的，據說政府是通過人們的同意來統治他們的。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對正在發生的事情有所瞭解，並且發現所發生的事情跟我們所同意的並不是一回事，那麼，在沒有取得被統治者同意的情況下，事情就不會這樣輕易地進行下去了，立法也不會那麼順利就得到通過了。 熱雷米·齊默爾曼：就是要增加做出錯誤決策的那些人的政治成本，只有把網際網路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們才可以通過一個自由的網際網路來促成這種集體行動。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但在沒有網際網路的時候你也能這麼做，因為在歷史上，在前網際網路時代，我們也有自由結社，只是那種方式在經濟上更昂貴，遇到的困難也更多，而這實際上就是點對點（P2P）9運動如此重要的原因。

安迪·米勒–馬貢：第四點，我認為是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系統的基礎建構維度，這是一個核心要點。這種基礎建構也需要掌握在人民手中，因為現在已經有集中化（centralized）的雲計算了。10 朱利安·阿桑奇：Facebook是完全集中化的，Twitter是完全集中化的，Google也是完全集中化的。它們都位於美國，都可能受制於那些掌握強制性權力的人。就像維基解密釋出電報門之後，審查就開始了，亞馬遜把我們的網站從它的伺服器上刪除了。11

安迪·米勒–馬貢：而且，雲端計算還給公司提供了一種經濟激勵，把資料交給所謂的國際資料中心處理，這是一種更便宜的資料處理方式，但那些資料中心其實都是由美國企業運營的，這就意味著把資料置於美國的司法管轄區內，就像支付公司的情況那樣。

朱利安·阿桑奇：向雲端計算轉移資料的趨勢相當令人擔憂。太多的伺服器叢集都位於同一區域，因為這樣更便於對環境進行標準化控制，也便於對支付系統進行標準化處理。這是一種更有競爭力的技術，把伺服器集中到同一地區總比把它們分散到各地要便宜。除了流媒體電影之外，網際網路上的絕大多數通訊都是發生在伺服器之間的，所以如果你把伺服器放得更近，那自然會更便宜。最終，我們就得到這些通訊伺服器的巨型蜂巢。舉例來說，Google有必要把它的伺服器放置在大型內容提供商附近，或者反過來，內容提供商有必要把伺服器放在Google附近，因為Google要對這些頁面建立索引以供搜尋。所以，在美國就存在這種巨型建築，這些建築被各家公司的伺服器填滿。這些地方也是國安局的大規模攔截蒐集點。沒有這種集中化，網際網路也可以存在——這在技術上是可能的，但集中化更有效率，僅此而已。在經濟競爭中，集中化的方式取得了勝利。

安迪·米勒–馬貢：但是，從基礎建構的觀點來理解這件事也非常重要，集中化的基礎設施就意味著中央控制，這讓權力濫用變得非常容易。這就像你家隔壁的小型超市倒閉了，取而代之的是集中零售。

朱利安·阿桑奇：而且還會像Safeway（美國大型連鎖超市）那樣，成為巨型的跨國零售巨頭。

安迪·米勒–馬貢：對，基礎設施的集中化就和購物領域中發生的故事一樣。保持一種去中心化的基礎設施建設模式非常重要。當我還在 ICANN（網際網路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負責分配和管理網際網路上的域名）任職時，我從文斯·瑟夫（Vince Cerf）那裡學到了一些東西。他是TCP/IP協議這項網際網路基礎通訊協議的發明者之一，他過去總是說：“你知道嗎，關於政府的一件好事是，它們從來不是單數，它們總是複數。”所以，即使在政府之間，也存在想要擁有自己的去中心化的政治力量的人，即使在政府內部，也存在相互鬥爭的不同派別。這最終將我們從“老大哥”的手中解救出來，因為太多人想當“老大哥”了，所以他們會自相殘殺。 朱利安·阿桑奇：我不這麼看，安迪。我認為那種國內精英相互競爭的局面很多年以前是存在的，如今他們都團結起來了，脫離了各自的民眾。

安迪·米勒–馬貢：這點你說得對，他們是團結起來了。但我們也有機會能保住我們自己的身份，雖然我也不確定這是否能救我們一命。我們必須堅持建造我們自己的基礎設施，如果我們想要反對這種監控狀 態，想要反對“老大哥”的話，這就是我們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我們必須研究這到底是什麼，是否存在一種集權國家的聯絡，說：“嘿，如果我們團結起來，我們就能得到更多。”我們還需要知道我們在其中所承擔的角色，那就是要保持去中心化，擁有我們自己的基礎設施，而不是依賴於雲端計算或其他垃圾，我們必須使用自己能掌握的東西。

朱利安·阿桑奇：但是我們可能遇到這樣一種技術統治。如果，使用Twitter比開辦你自己的Twitter更容易；如果，使用Facebook比使用DIASPORA12或其他替代品更容易；如果，雲端計算更便宜，那麼這些技術和服務就會取得統治地位。說什麼我們應該開啟自己的本地伺服器，這類說法毫無意義，因為這些本地伺服器根本就沒有競爭力，而且也只有一小群人會使用它們。我們需要的是更好的東西，而不是說我們應該有一個窮人版的Facebook，還指望人們去使用它。

安迪·米勒–馬貢：好了，現在回到天主教會，我們就要回到只有一個大型圖書發行機構的時代了，因為亞馬遜現在試圖完全控制電子書供應鏈，所以我們必須保住我們自己的出版和發行能力。這可能有點兒多慮了，但我們已經看到，如果這些公司或它們在其司法管轄區內所依賴的政府機構不希望看到某些事情發生，他們可能做出什麼事。我還認 為，下一步的必要措施是我們要有自己的貨幣，這樣就算他們反對我們支援像維基解密這樣的項目，我們也能用我們自己的方式去做成事情，而不必依賴那種會將所有資料發往某個司法管轄區的中央基礎設施。

熱雷米·齊默爾曼：我同意安迪的看法。我認為這種基礎建構非常重要，這是我們為之奮鬥的一切的核心。但這也是一個我們有義務向公眾傳達的資訊。因為，作為黑客，作為每天都在建設網際網路並與之打交道的技術人員，我們懂得其中的道理。也許這也是贏得年青一代人支援和理解的一種方式。我認為正因如此，版權戰爭才變得如此重要，因為通過自1999年Napster開始的P2P技術，通過在個人之間共享檔案，人們才開始理解…… 朱利安·阿桑奇：你是個罪犯。

熱雷米·齊默爾曼：不，這是在建立更好的文化。朱利安·阿桑奇：不對，你就是個罪犯。 熱雷米·齊默爾曼：他們是這麼編故事的，但是如果你為自己建立起了更好的文化，那麼每個人都會使用Napster13。 安迪·米勒–馬貢：人類物種的歷史和人類文化的歷史就是對思想的複製、修改和完善的歷史，如果你把這叫作偷竊，那你就跟那些憤世嫉俗的傢伙是一夥的了。 熱雷米·齊默爾曼：就是這樣，完全正確！文化就意味著共享。 朱利安·阿桑奇：好吧，西方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就有了所謂的工業文化。我們的文化已經成了一種工業產品。

熱雷米·齊默爾曼：我們這是被釣魚了，因為這傢伙正在充當魔鬼的辯護士，他還樂此不疲。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我不跟你們爭，這明顯就是瞎扯淡。 熱雷米·齊默爾曼：就是瞎扯淡啊。在那種政治敘事中，他們管這叫偷竊，我想明確我的觀點，那就是每一個在1999年使用Napster的人都成了音樂愛好者，而後他們會去音樂會，並告訴每一個人，“你真該去聽聽那些人的音樂，你真該去聽聽那場音樂會”，等等。於是，對於P2P 技術如何實現了去中心化的建構，人們就有了實踐經驗。實際上，Napster在當時還是有點兒集中化的，但它為一種去中心化建構的理念埋下了種子。每個人都有了一個具體的例項來顯示去中心化建構如何有益於社會，而這種建構對於文化共享的促進也同樣作用於知識的共享。當我們在討論繞開審查或揭穿政治敘事以建立更好的民主體制和更好的社會時，我們討論的就是知識共享。

所以，我們有了通過去中心化服務和個人間的共享來改善事情的例項，而反例就像扮演魔鬼辯護士的朱利安那樣，在一個行業出現時，他就會說：“哦，這是在偷竊，這是在殺死大家，殺死演員，殺死好萊塢，殺死電影，殺死小貓和一切。”他們贏得了過去的戰鬥，而現在我們可能即將取得ACTA戰役的勝利。我重申我不同意魔鬼的辯護士朱利安玩的這套把戲。ACTA是迄今為止規避民主的最大的一個例項，他們坐在議會和國際機構面前，坐在公眾輿論面前，又通過幕後交易來強行實施不可接受的措施。如果我們能設法解決掉這個問題，那麼我們就樹立了一個先例，我們就取得了推動一個積極議程的機會，就是說，“ACTA已完，現在我們來做一些真正有益於公眾的事吧”。我們正在努力推動這件事，歐洲議會中的一些議員現在也明白了，當人們分享東西時，當人們不為牟利而分享檔案的時候，他們不應該被送進監獄，他們不應該遭受處罰。我認為，如果我們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就為全世界樹立了一個強有力的案例，知識的共享、資訊的共享，會讓事情變得更好，我們必須推動而不是打擊這種共享，想要破壞我們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共享資訊和知識的能力的任何企圖，無論這種企圖是來自立法機 構、獨裁者，還是公司，我們都必須反對。我認為我們能夠創造這種勢頭。

朱利安·阿桑奇：那美國關於PIPA和SOPA的辯論又如何呢？這是美國國會提出的新法案，代表工業界的利益去建立金融制裁和網際網路封 鎖。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這是專門針對維基解密和與維基解密相關或類似於維基解密的東西的。

朱利安·阿桑奇：在國會，他們指出，針對我們的金融封鎖是一項很有效的措施。14

熱雷米·齊默爾曼：他們還想把這種措施提供給好萊塢。 朱利安·阿桑奇：所以我們形成了一場反對封鎖的大規模社群運動，最終，Google、維基百科，還有其他一大幫人都加入了這場運動。但是我不會說：“好啊，真了不起，我們贏得了這場戰鬥。”這件事令我相當驚恐，因為，Google突然意識到自己並不僅僅是一個銷售商，而是一個政治大玩家，而且他們感覺到了自己有超越國會的巨大的、可怕的權力。

熱雷米·齊默爾曼：Google只是反對SOPA和PIPA聯盟中的一小部分。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是的，但是等一下，我覺得Tumblr對此事的影響就超過了Google。

安迪·米勒–馬貢：Tumblr和維基百科，以及成千上萬的個人行動，那些小到你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個人行動，造成了這種影響力。數以千計的行動同時發生，朝著同一個方向，這裡我們又看到去中心化的政治行動。我們見證的正是這種去中心化的政治運動。Google也許是你所注意到的這些活動中最大的參與者。 朱利安·阿桑奇：好吧，這是國會說的，他們注意到了這一點。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對於熱雷米之前說過的一個問題，我想再談一點兒看法，因為你基本上是在推崇一種政治先鋒隊的觀念。我不認為你打算那麼做，但你就是那麼說了，所以在這裡我只是想稍微打斷你一下，因為P2P運動是明確反對一個政治先鋒隊的。這種觀念是，我們都是對等的，我們可以彼此分享，我們可以提供不同的服務或提供不同的功能。我認為羅斯·安德森（Ross Anderson）是這個運動的思想先驅，有一次，他對我說：“我在50年前就加入了P2P運動。”他解釋說，他想確保我們永遠不要消滅印刷機。因為當我們開始有了集中化的服務，例如我們開始集中控制資訊系統，我們其實就開始消滅印刷機了。《大英百科全書》不再印刷了，他們只出版CD。如果你沒有一臺可以讀取這些CD的通用計算機，你就無法獲取這些知識。現在，這個《大英百科全書》的例子已經無關緊要了，因為我們有了維基百科，我們還有其他許多資源。但是，我認為整個社會還沒有做好這種準備。

安迪·米勒–馬貢：我不確定維基百科作為一種資源是否已經足夠好。我不相信單個網頁，除非我可以自己重寫它。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但是《大英百科全書》也是一樣。這是眾多來源中的一種，重要的是對資訊的核實。我想表達的意思是，我們不應該鼓吹這種先鋒的觀念，這個觀念是非常危險的。

朱利安·阿桑奇：等等，為什麼危險？我差不多就算是一個先鋒。這有什麼問題？

熱雷米·齊默爾曼：我不是在討論這些先鋒，我所說的是我們手中握有新的工具。我們現在提到了印刷機。另一位思想家邦雅曼·巴亞爾（Benjamin Bayart），他是我的一個朋友，可能在法語世界之外不太知名，他曾說：“印刷機教會人們如何閱讀，網際網路教會人們如何寫作。”15這是很新鮮的東西，這是一種新的能力，讓每個人都可以去寫作和表達自己。

安迪·米勒–馬貢：是的，但現在過濾也在變得更加重要了。

熱雷米·齊默爾曼：那當然，因為人人都能發言，多數人說的都是廢話。我猜，就像學者兼活動家拉里·萊斯格（Larry Lessig）16或其他很多老師會告訴你的，我們教人們怎樣寫作，但當學生們交上他們的作業時，99%都是廢話，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要教他們怎樣寫作。所以，人們當然會在網際網路上胡說八道，這是顯而易見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你能夠運用這種能力在公共場合表達自己的意見，這讓你逐漸能夠以自己的方式來建構你的話語，越來越有效地參與到複雜的討論中。而我們現在討論的所有現象，都是圍繞工程上的複雜性建立的，我們需要把這種複雜性分解成一個個較小的部分，這樣我們才能理解問題，才能心平氣和地進行討論。這與政治先鋒隊無關，而是關於通過將這種政治制度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將這種能力用於發表我們自己意見的問題； 我們要分享我們的思想，要參與知識的共享，但不必像過去那樣，為了表達自己的意見而成為某個黨派、某個傳媒公司，或是無論什麼集中化組織的成員。

註釋

1. SOPA指的是《禁止網路盜版法案》，PIPA指的是《智慧財產權保護法案》。兩項法案都是美國在2012年年初提出的，並受到全世界的矚目。兩個法案都是以美國唱片工業協會這類團體為代表的內容產業提出的公開透明的立法訴求表達，他們希望在全球範圍內以最嚴厲的標準強制執行智慧財產權法，以應對文化產品在網際網路上的免費分發。兩個法案都要求授予美國執法機構強大且廣泛的網際網路審查權，並威脅要“打破網際網路”。兩個法案都激怒了主要的國際線上社群，並激起那些以自由和開放的網際網路為自己切身利益的行業從業者的強烈反抗。2012年年初，Reddit、維基百科和其他上千個網站關閉了它們的伺服器，以示對這兩項法案的抗議，這煽動起對公眾代表的強烈輿論壓 力。其他像Google這樣的線上服務提供商，也促成了請願。作為迴應，兩項法案都被擱置，等待重新考慮和討論它們是否代表了對網路智慧財產權問題的最佳解決辦法。這一事件被視為網際網路行業在國會的遊說力量的第一次重大展示。

2. 參見討論之前的“對維基解密及相關人員的各種迫害企圖的註釋”。

3. ACTA指的是《反假冒貿易協議》。這是一項多年來處於祕密談判中的國際多邊條約，由美國和日本主導，其中部分內容確定了保護智慧財產權的新的嚴格義務。ACTA的初步草案在2008年被洩露給維基解密後得到公開，這激起了自由文化活動家和網上訴求群廣泛的強烈抗議。參見維基解密上ACTA的章節：http://wikileaks.org/wiki/Category:ACTA。2011年年初，由維基解密向La Quadrature Du Net分享的美國外交電報顯示，ACTA祕密談判的明確目的是為創造極端的知識產品執法規則提供快速通道，這些內容將在之後強加給那些被排除在協議之外的貧窮國家。參見“WikiLeaks Cables Shine Light on ACTA History”，載於La Quadrature Du Net，2011年2月3日，http://www.laquadrature.net/en/wikileaks-cables-shine-light-on-acta-history。

4. M.A.I.D.，即（相互）確保資訊毀滅，是“一個提供時間敏感型遙控金鑰託管和帶可選遇險編碼的可證明驗證的框架。當超過既定使用者設定的時間閾值後，它能自動毀滅加密金鑰”：https://www.noisebridge.net/wiki/M.A.I.D。像《2000年調查權規範法案》（RIPA，Regulation of Investigatory Powers Act of 2000）這樣的立法使得英國成為一個相當敵視密碼技術的政權。在RIPA之下，根據警員的要求，個人有解密資料或提交密碼的義務，這裡不必有司法監督，而拒絕服從則會導致刑事指控。在隨後的審判中，如果被告聲稱忘記了密碼，則負有辯方舉證責任。為了避免被判有罪，被告必須提供他忘記了密碼的證據。這點遭到法律界的批判，被認為是實行了有罪推定。相比之 下，雖然就同一情況，美國也發生了大量訴訟，而且情勢也不理想，但在類似的情形中，對第一和第四修正案的引援也取得了大量成功。參見司法部2011年11月4日釋出的報告“Freedom from Suspicion,Surveillance Reform for a Digital Age”：http://www.justice.org.uk/resources.php/305/freedom-from-suspicion。更多關於Rubberhose檔案系統的資訊參見賽利特·德雷福斯：“The Idiot Savants’ Guide to Rubberhose”，http://marutuk-ku.org/current/src/doc/maruguide/t1.html。

5. 一份老密碼龐克郵件列表的文件可以在此處下載：http://cryptome.org/cpunks/cpunks-92-98.zip。蒂姆·梅（Tim May）是密碼龐克郵件列表的創始成員之一。參見他的Cyphernomicon，這是有關密碼龐克歷史和哲學的一份常見問題答卷：http://www.cypherpunks.to/faq/cyphernomicron/cyphernomicon.html。

6. “Proposed US ACTA plurilater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 agreement (2007)”，載於維基解密，2008年5月22日，http://wikileaks.org/wiki/ProposedUS_ACTA_multi-lateral_intell-ectual_property_trade_agree-ment%282007%29。

7. “Massive Takedown of Anti-Scientology Videos on YouTube”，載於 電 子 前 哨 基 金 ，2008 年 9 月 5 日 ，https://www.eff.org/deep-links/2008/09/massive-takedown-anti-scientology-videos-youtube。

8. “EU-India Free Trade Agreement draft,24 Feb 2009”，載於維基解密，2009年6月23日，http://wikileaks.org/wiki/EU-India_Free_Trade_Agreement_draft,_24_Feb_2009。

9. 點對點或P2P指的是一種每臺計算機都對其他所有計算機既充當客戶端又充當伺服器的網路，其中，每臺計算機都可以傳送並接收信 息，這種網路允許內容的快速共享，包括音樂、視訊、檔案或任何類型的數字資訊。

10. 雲端計算指的是這樣一種情形，由一臺計算機來執行很多傳統的功能，諸如資料儲存（包括各種應用的使用者資料）、託管並執行軟體，以及為軟體的執行分配處理能力，這些功能都在本機之外，由遠端的“雲端”伺服器執行，“雲端”通常由雲端計算服務公司通過網際網路來提供。再也不需要一臺全功能的個人計算機了，使用者需要的只是一臺能夠連線上網的裝置，剩餘的服務都可以通過網際網路獲取。“雲端”的隱喻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使用者的所有資料和元資料實際上都存放在某個資料中心的某臺遠端計算機上，這個資料中心多半是由像亞馬遜這樣的大公司控制，雖然使用者對資料不再擁有完全的控制，但其他某些人卻有這種控制權。

11. 參見討論之前的“對維基解密及相關人員的各種迫害企圖的註釋”。

12. DIASPORA 是一種社交網路，它允許每個安裝了 DIASPORA 軟體的使用者都能充當自己的伺服器，從而保留對他們自己資料的控制權。這創造了一種能夠替代 Facebook 的符合隱私標準的產品，並且是非營利和使用者所有的：http://diasporaproject.org。

13. 最初的 Napster（1999—2001年）是提供音樂分享的 P2P 服務的先驅。它曾廣為流行，但是很快就因與美國唱片工業協會的版權官司而倒閉了。在破產之後，Napster 這個名字被賣給另外一家銷售音樂營利的網上商店。

14. 參見討論之前的“對維基解密及相關人員的各種迫害企圖的註釋”。

15. 邦雅曼·巴亞爾是法國資料網路（French Data Network）的總裁，這是法國現存最老的 ISP，也是網路中立性和自由軟體的呼籲者。參見他的維基百科條目（法語）：http://fr.wikipedia.org/wiki/Benjamin_Bayart（訪問於 2012 年 10 月 15 日）。

16. 拉里·萊斯格是美國學者和活動家，他關於版權和自由文化的觀點最為知名，他的部落格：http://lessig.tumblr.com（訪問於 2012 年 10 月 15 日）。

[1] 山達基教，又稱科學神教或科學教，新興宗教之一，由美國科幻小說作家羅恩·賀伯特（L. Ron Hubbard）於1952年創立。——編者注

第9章、網際網路與經濟

朱利安·阿桑奇：我想來考察下三種基本自由。我採訪真主黨的首領哈桑·納斯魯拉（Hassan Nasrallah）時……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該死的無人機在哪兒？這裡在搞什麼？[1]

朱利安·阿桑奇：好吧好吧，他也相當於遭到了軟禁，畢竟他不能離開自己的藏身地。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我不認為我可以做出這種比較。請別再做這種比較了。

朱利安·阿桑奇：真主黨是否具備組成國家的要素是有爭議的—— 它真變成了個國家嗎？美國大使館電報中提到一些事情，真主黨在黎巴嫩南部發展了自己的光纖網路。1所以，一個國家由三種基本要素組成——對特定區域內武裝力量的控制，對通訊基礎設施的控制，以及對金融基礎設施的控制。另外，我們也可以把這些看作三種基本自由。遷徙的自由，物理上的行動自由——我們從一個地方旅行到另一個地方而不被武力所限制。我們可以想一下思想的自由與通訊的自由，後者內在於思想自由當中——如果你的公開講話受到威脅，唯一能保障你的通訊權利的辦法就是祕密通訊。最後，經濟交易的自由，就像通訊自由一樣，也與經濟交易的隱私結合在一起。那麼，讓我們談一下這些從20世紀90 年代開始就在密碼龐克中醞釀的觀點，密碼龐克一直在努力提供這至關重要的第三種自由，即經濟交易的自由。

熱雷米·齊默爾曼：但是為什麼你只需要這三種自由？我們在歐盟基本權利憲章中都有更多自由。

朱利安·阿桑奇：隱私權變得很重要。從一種社群主義的觀點看，為了自由交流和自由思考，你需要隱私權；在經濟交易中，你也需要隱私權。所以，我認為有很多派生的自由，但我剛才所說的這三種自由是最基本的，其他的自由都從中派生而來。

熱雷米·齊默爾曼：好吧，對於基本自由，我們是有法律定義的。

朱利安·阿桑奇：但是，我讀過歐盟憲章，我可以告訴你其中達成的所謂共識可以說是一團糟。

熱雷米·齊默爾曼：是的，好吧，說客們還想把智慧財產權塞進歐盟憲章呢。 朱利安·阿桑奇：各種神經病。 安迪·米勒–馬貢：我認為有一點我們肯定都同意，那就是現在的貨幣體系，這個貨幣交換的經濟基礎設施，真是糟透了。任何擁有eBay賬戶的人都會深表同意，因為PayPal、VISA和萬事達的所作所為完全就是把人們推入實質性的壟斷境地。從維基解密的電報中也可以看到這類很有意思的事，據說，俄羅斯政府想跟VISA和萬事達協商出一種辦法，讓身處俄羅斯境內的本國公民的支付在俄羅斯境內得到處理，而VISA 和萬事達當然是拒絕的。2

朱利安·阿桑奇：對，美國使館和VISA聯合起來就有足夠的力量去阻礙俄羅斯控制其本國的支付卡系統。

安迪·米勒–馬貢：那就是說，就算是俄羅斯公民在俄羅斯商店中進行的支付也要通過美國的資料中心來處理。所以美國政府擁有對這些俄羅斯事務的司法管轄能力，或者至少可以察覺。

朱利安·阿桑奇：對，所以如果普京要出門買杯可樂，華盛頓下一秒就能知道。

安迪·米勒–馬貢：對，那當然，這真是一種相當令人不滿的狀況。無論我喜歡還是討厭美國，讓一箇中心來儲存所有支付資訊，這本身就是件非常危險的事，因為這個中心對這些資料可以為所欲為。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密碼龐克認為最根本的一點是基本建構實際上定義了政治局面，所以，如果你有一個集中化的建構，即便由世界上最好的人來控制它，它也會吸引混蛋，而那些混蛋會利用他們的權力去做那些設計者本來沒想去做的事。重點是要知道這關係到金錢。 朱利安·阿桑奇：就像是沙烏地阿拉伯的油井，所謂的石油詛咒。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我們都能發現，這跟金融體系的本質有關，即使人們懷有最好的動機，這都無關緊要。基本建構反映了真相。這也是網際網路在通訊方面的真相。所謂的合法攔截系統，其實只是讓監控人民聽起來沒那麼刺耳的說法…… 朱利安·阿桑奇：一種委婉修辭，合法攔截。雅各布·阿佩爾鮑姆：確實，就像合法謀殺。安迪·米勒–馬貢：或者合法刑訊。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你聽說過美國總統奧巴馬對美國公民發動的無人機攻擊嗎？他在葉門殺了安瓦爾·奧拉基16歲的兒子，他們管這叫合法謀殺或定點清除。3所謂的合法攔截也是這麼回事——只要你給任何事情冠上合法之名，頃刻間，國家所做的事情就都變成合理合法的了。但實際上這就是國家的基本建構允許他們這麼做，這是法律的建構，也是技術的建構，同樣也是金融體系的建構。

密碼龐克想做的就是創造讓人們可以真正自由地相互幫助的體系，消除干涉的可能。就像喬姆幣（Chaumian），這是根據電子現金（eCash，一種完全匿名的電子貨幣）的創始人大衛·喬姆（David Chaum）的技術規範設計出的電子貨幣，儘管你還是可以爭辯說它們比實際所需的更集中化。這種想法是創造出匿名貨幣，對抗VISA或萬事達那種可追蹤的貨幣。喬姆幣雖然圍繞一箇中心權威而建立，但使用了大衛·喬姆發明的密碼協議來保證交易的匿名性。4 朱利安·阿桑奇：所以說，本質上是沒有序列號的電子現金。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或者允許你建立序列號，但這些序列號只是為了檢驗貨幣真偽，而一定不能允許你知道朱利安付錢給了安迪，或金額是多少。 熱雷米·齊默爾曼：這其實是在數碼世界重新創造現金。 朱利安·阿桑奇：創造電子現金絕對是一筆大買賣，因為控制交易媒介是組成國家的三種基本要素之一，就像剛剛我談到真主黨時所說 的。如果你奪走了國家對經濟交易手段的壟斷控制，你也就奪走了這個國家的三種基本要素之一。如果把國家看作一個黑手黨，那麼國家就是個收保護費的，竭盡所能盤剝百姓。控制貨幣流動對國家稅收來說很重要，但同樣重要的還有控制人們的行動——激勵一件事，打擊另一件 事，或完全禁止某項活動、某個組織或組織間的交易。拿針對維基解密的異乎尋常的金融封鎖為例，封鎖維基解密並不是自由市場所做的決 定，因為這並非自由市場——政府管制使特定的金融玩家成為國王而排斥其他市場參與者。一個能同時影響政府管制和銀行規則的精英團體已經對經濟自由造成了嚴重侵害。5

安迪·米勒–馬貢：說起來傷心，對現在的電子世界來說，這是個無解的問題。全世界的大部分信用卡支付被兩家信用卡公司掌控著，它們都使用位於美國的電子基礎設施來處理清算，這意味著在美國的司法管轄權內可以獲取這些資料。像PayPal這樣的公司，也處於美國司法管轄之下，遵守美國的政策，卻可以封鎖德國網上零售商對古巴雪茄的銷 售，或是阻止來自美國司法管轄區之外的對維基解密的支付。這意味著美國政府可以訪問這些資料，並有權對全世界範圍內的支付實施管制。

儘管美國公民也許會爭辯，這是能夠用錢買到的最好的民主，但對歐洲公民來說，這沒多少價值可言。

朱利安·阿桑奇：在傳統的世界中，我們還享有一定程度的行動自由，雖然在某些情況下也不算太多。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你確定，朱利安？我覺得你的行動自由就是一個經典的例子，顯示我們的行動有多自由。

朱利安·阿桑奇：好吧，這不算什麼，英國宣稱他們每年將十萬人置於我這樣的處境。6所以我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是附帶的。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這就是為什麼我的祖國的開創者們要對那些英國來的人開槍。這就是我們對英國人開槍的原因。到今天還是這種情況！還存在這種暴政。 熱雷米·齊默爾曼：我們別扯上個人好惡。 安迪·米勒–馬貢：你的國家，美國，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把監獄私有化，並跟這些運營前美國政府監獄的私營公司簽約，保障90%的監押率。7好啊，這算什麼？這是資本主義所能做的最荒唐的事。

朱利安·阿桑奇：美國監獄裡關的人甚至比當年蘇聯監獄裡關的還要多。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這是個謬誤，因為我反對某件錯事，你就暗示我也是某件同樣錯誤的事情的一部分。我不是在暗示說美國就是完美的。我覺得美國在很多方面的確很了不起，特別是那些跟國父們的豪言壯語有關的方面。

朱利安·阿桑奇：國父們的豪言壯語在過去十年裡已經煙消雲散了。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我們不能忘記，很多關於國父言論的觀念都是神話，我們需要警惕這種偶像崇拜，當然，這也很自然。當我說到英國的暴政、說到朱利安自身的處境時，我的意思是說，這其實是一種文化。這種文化有它的社會基礎，而且，可以說社會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是技術難以克服的方面。而插手金融問題是最危險的事。這就是創造另一種電子貨幣比特幣（Bitcoin）的人必須要匿名的原因。你不會想成為第一個真正成功發明電子貨幣的人。8

朱利安·阿桑奇：搞出電子黃金（e-gold）的那些傢伙最後都在美國被起訴了。9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實在太讓人洩氣了。

朱利安·阿桑奇：我想回到那三種基本自由的問題：通訊的自由，行動的自由和經濟交易的自由。我們可以看看正在網際網路化的全球社 會，人身行動的自由基本上沒有變化，但通訊的自由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極大增強。我們現在可以與更多的人交流，但另一方面通訊自由也被嚴重侵害，因為人們不再有隱私，我們的通訊可能被監聽和儲存，而且結果可能被用來對付我們自己。另外，人與人之間基本的物理交流也在衰退。 安迪·米勒–馬貢：隱私還是可以有的，但這要付出代價。

朱利安·阿桑奇：我們的經濟交易也因同一原因而遭到損害。在傳統的經濟交易中，誰知道這些？是看見你走進市場的那些人。而現在，又是誰瞭解你的經濟交易？比如你用VISA卡從隔壁鄰居那裡買了什麼，在傳統市場社會中你也可以這麼做，而且幾乎是完全私密的，而現在是誰知道這些？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所有人。

朱利安·阿桑奇：所有人都知道。西方的主要大國之間共享資料，他們都知道，而且把知道的永久儲存下來。

安迪·米勒–馬貢：朱利安，你說的是不錯，但我不太肯定你是否真的可以把通訊自由和經濟交易自由區分開來，因為網際網路是我們今日社會的基礎設施，是我們的經濟、文化、政治，一切交易的基礎。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特別是行動的自由。

安迪·米勒–馬貢：無論通訊的基礎建構是什麼，貨幣都是位元。這只是對網際網路的一種利用。如果經濟體系的基礎是電子基礎設施，那麼電子基礎設施的建構就反映了貨幣如何流動、如何受到控制、如何被集中化，等等。也許目前網際網路還不能被當作一切事物的基礎設施，但經濟邏輯卻在說，“在網際網路上做事更便宜”。從前，銀行和信用卡公司的ATM（自動櫃員機）是接入X.25協議網路10的，那是十多二十年前的一種獨立網路，現在一切都基於TCP/IP協議了，因為這樣更便宜。所以技術的基本建構正在成為一個關鍵問題，因為它將影響其他一切領域，這才是我們需要反思的。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想要一種去中心式的經濟形式來處理我們的支付，我們就要將基礎設施掌握在我們自己手裡。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比特幣本質上就是一種電子貨幣。安迪·米勒–馬貢：還沒有通貨膨脹。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比特幣更傾向一種去中心化的處理方式，因此，不必像美聯儲那樣，你有一幫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大家一起決定現實是什麼，他們的匯率是多少。 朱利安·阿桑奇：而且還有促進實現它的一些計算機程式。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我想用一種非技術性的方式來解釋一下。這是一種更像商品而非貨幣的電子貨幣，因為人們能決定多少歐元可以兌換一個比特幣。所以，這樣看來它有點兒像黃金，而且對比特幣的所謂挖礦會產生一項成本，你需要在計算機上通過一種搜尋來找出一枚比特幣，這個想法的重點是這裡存在一種運算的複雜度，它與貨幣的價值有關。所以不用技術術語來說明，它就是提供了一種方式，讓我可以向朱利安傳送貨幣，而朱利安可以確認這個支付，這些安迪都不能干涉或阻止。儘管這裡也存在一些問題——它其實並不是真正匿名的貨幣，在我看來這是最糟的。

朱利安·阿桑奇：比特幣是一個有趣的混血兒，因為賬戶持有人是完全有隱私的，你也可以隨意建立一個賬戶，但是整個比特幣經濟中的交易是完全公開的。這就是它的運作方式，它需要用這種方式來獲得所有人對一項已發生交易的同意，現在，付款賬戶的餘額減少了，目標賬戶的餘額相應地增加了。這是運轉一種分散式貨幣的少數方法之一，它不需要一箇中央伺服器，而中央伺服器是強力控制的有利目標。比特幣的真正創新之處在於它的分配方式，以及這種分配方式背後的演算法，在比特幣的銀行網路中，如果你願意，你不用信任其中的任何一個特定部分。相反，這種信任是分散的。而且它並不通過法律、監管或審計來強制實施，而是依靠密碼的運算難度來執行的，網路中的每個部分都必須證明它在做它所聲明的事。所以，誠實的比特幣“銀行業”的執行是建立在這個系統的基本建構之上的。運算被轉換成比特幣銀行每個分支的電費，所以我們可以根據電費為欺詐分配一個成本。為實施一項欺詐所需要做的工作的電費被設定為高於其所得的經濟收益。這是非常有創意 的，並不是因為我們從前沒發現這些想法（這些想法至少20年前就在理論中出現了），而是在於比特幣掌握好了平衡，還增加了一個非常好的創意來實現交易中的一種真正的全球化同意，哪怕我們假設很多銀行都喜歡欺詐，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實施欺詐。

當然，就像其他所有貨幣那樣，你必須用其他東西來購買這種貨 幣，通過工作，或用另一種貨幣來交換比特幣，有很多外匯團體都在幹這事兒。這裡還存在其他一些限制。結算時間大約需要十分鐘——在貨幣交割和另一方確認所發生的交易獲得了全球化同意之間，需要一個十分鐘的運算過程。這完全就像現金，所以現金所遇到的一切偷盜問題它也會遇到：一旦你得到一個比特幣，你就確實得到了支付，這項確認既不能被取消，也不能被銀行撤回。強制性的力量聯絡切斷了它們之間的關聯。另一方面，你必須保管好現金。我覺得這是比特幣最大的問題。但是在其頂端建立額外的層次也是相當容易的，可以在你儲存比特幣的地方搭建託管服器，這個伺服器可以專門設計，以確保安全並增加防止盜竊的設施。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相當有趣，如果比特幣的發明者強制要求使用Tor瀏覽器，那你就不必再建立一個賬戶了，你可以建立一些密碼標識符，即便有長期標識符可以識別出你。如果一切以Tor為核心來設計，那就有可能實現地址的匿名，你可以把你所有的交易關聯在一起。

熱雷米·齊默爾曼：不必陷入技術討論我們也能同意，比特幣是一個卓越的概念，但還有些瑕疵。它帶有一種通貨緊縮的本性，因為來自比特幣的錢是易於消失的。所以它不可能具備長期效用，但它給出了可以改進的概念。所以現在的比特幣可能只是0.7或0.8版本的。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就像大衛·喬姆重新發明的電子貨幣。11 安迪·米勒–馬貢：我認為，比特幣是過去十年來引進一種數字貨幣的最成功的嘗試。

朱利安·阿桑奇：他們達到了適當的平衡。我認為比特幣會繼續存在。它是一種高效的貨幣，你可以在十秒鐘內建立一個賬戶，然後轉 賬，這裡不存在手續費，除了網費和幾分鐘的電費。相比於其他幾乎所有形式的換匯，它都具有極高的競爭力。我認為比特幣會流行起來。可以看一下幾起比特幣盜竊之後發生了什麼，以及2011年夏天負面的追蹤報道，這些事件導致比特幣對美元的匯率跌到了1∶3。12後來比特幣對美元又逐步回升到了1∶12。它並沒有馬上爬升或反彈，而是沿著一個平緩的曲線爬升的，這顯示出對這種貨幣存在一種廣泛的需求。我懷疑大部分需求來自小額毒品交易、郵購大麻，諸如此類。13某些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已經開始使用比特幣了，特別是來自那些不太容易得到信用卡服務的地區，比如前蘇聯地區。

如果比特幣繼續發展，就可能遭到打壓。你不可能擺脫比特幣，因為密碼保護著比特幣的執行免受強制力量的簡單攻擊，但兌換比特幣的某些外匯交易服務卻非常容易成為打擊目標。另一方面，這些交易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進行，在沒有更多的外匯兌換之前，一筆換匯必須經過相當多的司法管轄區，而且黑市也有它自己的兌換邏輯。我覺得比特幣要去引導這個遊戲，讓它被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和服務行業所採用，讓你可以用比特幣來購買Facebook這種平臺上的小遊戲，因為這非常高 效，而且一旦各種行業都採用了比特幣，他們就會形成一個遊說團體來阻止對比特幣的封殺。這有點兒像密碼技術得到採用的過程：密碼技術曾被歸類為軍火貿易，我們當中一些人曾被當作軍火販子，然而一旦密碼技術被內置於瀏覽器中並被銀行業採用，這就形成了一股足夠強大的遊說力量來阻止對它的禁用——儘管我承認這些還只是醞釀中的步驟。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這裡的麻煩在於這種對隱私的擔憂是錯的。讓我們老實說吧，認為在有網際網路和在沒有網際網路的情況下，經濟計算有所不同，這種假設是錯誤的。當我來到英國，我需要換一些英鎊，我就必須上交我的社會保險號，這是我在美國的唯一身份證明，我還必須上報姓名，必須把身份跟一個銀行賬戶關聯起來，還必須給他們一筆 錢。他們會記下所有這些序列號，他們會得到所有這些資訊，然後他們會把這些全都報告給聯邦政府。就是這麼回事。實際上，在美國要取得外匯更加困難，因為我們跟其他地方都相距太遠。然而，對貨幣的控制有這樣一種歷史趨勢，它並不僅僅與網際網路有關。事實上，據我所知，銀行裡的ATM記錄著現金的序列號，追蹤並分析現金的流動，檢視這些現金的支出和持有人對它的使用。

如果我們考察一下這套系統，再聯絡一下網際網路，就會發現，將活動轉移到網上進行並不會改善我們的隱私——事實是，這些系統使隱私問題變得與最初一樣糟糕。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考察一下網際網路之前的世界趨勢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看出我們到底在走向何方。人們發 現，如果你很有錢，你就可以為自己的隱私買一份優質保險；如果你沒錢，你幾乎肯定沒有任何隱私可言。而網際網路的情況甚至更糟。像比特幣這樣的東西是通往正確道路的一小步，因為只要它跟像Tor這樣的匿名通訊渠道相結合，Tor就允許你真正地向維基解密傳送一個比特幣，而任何監視到這筆交易的人只會看到一個Tor使用者傳送了一個比特幣而你接受了它。這樣做是可能的，在某種程度上這甚至比現金交易還好。

朱利安·阿桑奇：我們都在討論通訊隱私和發表權利的問題。這些都是相當容易理解的——這是由來已久的——另外，實際上，記者們也愛談論它，畢竟這是在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其實每當CIA觀察一筆經濟交易，他們能看到這是從某地的某人轉移給某地的某人，然後他們就能對這筆交易的價值和重要性做到心中有數。所以，實際上，難道不是經濟交易的自由或隱私比言論自由更重要嗎，因為經濟交易實際上是支撐整個社會的基礎？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它們似乎是內在相關的。我覺得你可以在這一點上看出美國密碼龐克和歐洲密碼龐克的區別，因為大多數美國密碼龐克都會說它們絕對是同等重要的。因為人們認為在有自由市場的社會中，一個人會為自身的利益發聲。

朱利安·阿桑奇：一個人會為自身的權力花錢。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正是如此。我不是說這種觀點是對的，這可以說是一種右派的主張，也許這不是我們想要的。也許，比如說，我們想要的是一種受到社會約束的資本主義。

朱利安·阿桑奇：讓我們從一種更單純的情報視角來看待這個問題：你得到了一筆1000萬美元的情報預算。你可以監察人們的郵件往來，或者對人們的經濟交易進行全面監控。你會選哪一種呢？

安迪·米勒–馬貢：不錯，現在他們會說：“很好，我們只需要強迫這些支付公司和銀行使用網際網路，這樣我們就可以兩者兼得了。”而這就是他們實際所做的。所以，關鍵在於這裡沒有直接逃脫的辦法。你可以做一些事情，像是使用Tor來保護你的通訊、給你的電話加密、收發安全的簡訊，但涉及金錢，事情就複雜多了，我們有所謂的反洗錢法之類的法律條文，他們告訴我們說，販毒團伙和恐怖主義組織在濫用這些基礎設施做壞事。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這就是資訊末日啟示錄的騎士。 安迪·米勒–馬貢：實際上，我對增加監控公司的透明度，以及政府在這些事情上的支出的透明度非常有興趣。問題是當我們只為這種金錢系統提供全面匿名性時，我們會買什麼？實際上會發生什麼？我認為這會把事情帶到有趣的領域，人們會更輕易地說：“你知道，我可以提高音量，我可以走進議會，但我也可以收買某些政客。” 熱雷米·齊默爾曼：你是在說美國，是吧？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它並不是匿名的。 安迪·米勒–馬貢：我不確定這僅限於美國。在德國，我們其實不管這叫腐敗，我們管它叫“購買政客妻子畫作的基金會”，所以這是藝術品交易或其他領域的事。我們給它取了更好聽的名字：在法國，也許你們管它叫“聯誼會”；在其他地方也能叫它“招妓”。

熱雷米·齊默爾曼：這在美國最典型，因為政治體系與金錢的聯絡是如此密切。勞倫斯·萊斯格在持續關注版權問題十年之後，說他放棄了修正版權法的嘗試（他並沒有真的放棄），因為他發現，問題並不在於政客們對什麼是一項好的版權政策的認知，而在於這個行業中存在太多與政治有聯絡的參與者在推動這種糟糕的版權制度。14這才是癥結所在。

朱利安·阿桑奇：熱雷米，你確定這是個問題？也許事實上，這是一個好的標誌，說明那些行業是有生產力的…… 安迪·米勒–馬貢：我覺得魔鬼的代言人在喝我的威士忌。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看他能不能真的完成這場宣判，不要放棄。出招吧，釣魚大師。

朱利安·阿桑奇：這些有生產力的行業為整個社會創造財富，它們拿出一部分錢來粉碎那些源於浮誇宣傳的政治神話製造出來的隨意立 法，以確保它們可以繼續保持生產力。而做這件事的最好方法，就是去買通國會議員，從這些富有生產性的行業中抽調人力去修改法律——以此來保持這個行業生產力的延續。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等等——抓住你了。行嗎？行嗎？就現在，行嗎？不行啊。 朱利安·阿桑奇：怎麼了？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有一堆原因，除了一點，那就是這裡面的反饋鏈是極其負面的。舉例來說，我相信加州最大的政治獻金者之一是監獄保衛聯合會，這裡一部分原因在於他們願意為更嚴酷的法律而遊說，並不是因為他們關心法治，而是因為這能刺激就業。15於是，你看到這些人在遊說建造更多的監獄，關押更多的人民，判處更長的刑期，他們積極從事這種活動的意義何在？他們的做法是不斷利用行業勞工已經得到的好處去進一步鞏固、擴張國家授予他們的壟斷權。

朱利安·阿桑奇：所以他們只是利用這些利潤去實現從真正有生產力的行業到沒有生產力的部門的財富轉移？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你可以這樣總結。

朱利安·阿桑奇：但也許這只是一小部分。每一個系統都可能被濫用，也許參與這種財富轉移的搭便車者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實際上大多數遊說以及對國會施加的影響確實來自富有生產力的工業界，這些行業要確保法律繼續准許其保持生產力。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但你可以很容易推算出來，因為你可以觀察到是哪些人願意促進尋租活動，願意限制其他人開啟局面的自由，在那種局面中這些人不會上升到他們今天所處的地位。當他們在做那些事情的時候，你就知道事情有問題，他們只是在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們本質上是在創造一種剝削——通常靠打感情牌，他們會說：“老天啊，要阻止恐怖主義，阻止兒童色情，阻止洗錢，對毒品宣戰。”也許這些事情在它們最初被提出來的場合中都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因為一般來說我們也都認為這些是壞事，因為其中的每一件都包含著危險成分。

安迪·米勒–馬貢：我想回到版權問題，再給你另外一個例子——汽車剛出現時引起了廣泛的爭議。經營載客馬車業務的公司害怕這將搶走它們的生意，事情的確如此，但也許它也是有意義的。我曾受邀給德國電影公司的聯合會做演講，在我講話之前，一位來自柏林的大學教授非常有禮貌地談到了人類的進化和文化的發展，說複製並加工思想是一個關鍵因素，就像電影的製作就是選擇主題並對其進行戲劇化表達。在他談了40分鐘後，主持人粗暴地打斷了他，然後說：“好吧，在聽了你剛剛說的那些之後，我們似乎應該把偷竊也合法化，讓我們看看這位來自混沌俱樂部的夥計有什麼要說的吧。”然後我就在想：“喂，搞什麼鬼？ 如果我把我想的都說出來，他們怕是不會讓我活著離開這裡吧？”所以，某些行業就是有這種無助於進化的商業案例。這就是自私，躺在他們的退化動機上，甚至把壟斷弄得更嚴重。當盒式錄音帶出現時，他們也覺得唱片工業這下要完了。而事實正相反，唱片工業得到了迅猛發展。問題是，應該採取什麼政策？我們可能以某種積極的方式來規範這些事情嗎？

朱利安·阿桑奇：我只是好奇我們是不是真的不可能把美國的那些實踐給標準化，把一切都規範化，這樣只要單純地收買參議員或者收買參議院的選票不就行了？ 熱雷米·齊默爾曼：不行，絕對不是。安迪·米勒–馬貢：假設我們有這筆錢。 朱利安·阿桑奇：對，讓一切都公開化，在一群買家中進行拍賣。

安迪·米勒–馬貢：但軍工部門總是會有更多錢。

朱利安·阿桑奇：不，我認為不會。我真心認為軍工複合體可能會相對邊緣化，因為他們擅長的是在一個封閉體系中活動，躲在門背後進行暗箱操作，而在一般的市場競標中，他們未必強過其他產業。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在那種體系中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平等。 熱雷米·齊默爾曼：從一種經濟自由的、反壟斷的角度看，當你說讓主導的參與者來決定政策的時候，我可以用最近十五年網際網路的經驗來回答你，創新是所謂的從下而上的，新的實踐從無到有產生出來，一群人在車庫中發明出的技術傳遍了世界。

朱利安·阿桑奇：幾乎所有發明都是如此，蘋果、谷歌、YouTube都是如此。

熱雷米·齊默爾曼：所有。網際網路上發生的所有事都是在不為人知中發生的，幾個月或幾年之後卻出現了爆發式的發展，所以你不可能預測出下一個創新是什麼，創新的速度如此之快，遠遠超過政策制定的過程。

所以，當你設計一項對今日市場產生影響的政策時，它針對現在的各種公司和參與者之間的強關係，如果你加強了一項已經足夠強的政 策，你可能是在阻礙新的、更有效率的參與者的出現。 朱利安·阿桑奇：監管應該用來確保自由的市場。 熱雷米·齊默爾曼：那是當然，你必須去對抗壟斷，你需要擁有這種凌駕於公司權力之上的權力去懲罰壞的行為——但是我在這裡的觀點是政策必須適應社會，而不是相反。版權戰爭讓我們有這樣的印象，即立法者努力想要全社會都做出改變，以適應一種由好萊塢定義的框架，他們說：“你們的新文化運動是不道德的，所以，如果你們不想自行了斷，那我們就來設定法律工具來阻止你們去做你們自以為是的好事。”這不是制定好政策的方式。一項好的政策是觀察世界並且適應世界，以糾正錯事、促成好事。我相信，如果授權給最有權勢的行業參與者去決定政策，就絕不會得到這種政策。 安迪·米勒–馬貢：我剛剛一直在試圖讓我們思考一個好政策是什麼樣的。在我看來，你剛才的那種總結，就目前階段來說，有點兒過於複雜了，我試著把它簡化一下。有一個叫海因茨·馮·福爾斯特（Heinz von Foerster）的傢伙——控制論的教父——曾經制定出一套規則，其中之一是“總是以某種增加選擇的方式來行動”。16所以通過政策、技術，或者其他東西，你總是能得到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選擇。 朱利安·阿桑奇：就像象棋策略。

安迪·米勒–馬貢：有人提出給予金錢交易更多的隱私可能會造成負面效果，所以我們需要想一想：“現在的金錢系統有一個特定的邏輯，問題在於我們如何防止金錢系統接管其他領域？”因為金錢系統有這種能力——不像通訊部門——可以影響和全面限制人們在其他領域的選 擇。假如你可以僱用職業殺手去做某件事，或者假如你購買武器並與其他國家一起捲入一場戰爭，你就是在限制其他人生存的選擇、行動的選擇。如果我把更多的錢投入到通訊中，那麼更多人就獲得更多的選擇。如果我把更多的武器投入市場……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不對，你越是有能力進行監控，你就越有控制權。

安迪·米勒–馬貢：這是限制包括通訊監控技術在內的武器貿易的另一個好論據。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當然，你想限制我出售武器的能力，你怎麼能夠做到呢？你怎麼限制我轉移財富的能力？——還是要依靠通訊網 絡。這是美國的援助中最令人反感的事情之一——有一大堆理由讓人們對此感到反感——他們顯示出，財富就好像是計算機系統中的一系列位元。通過各種有效的方式，某些人試圖獲得更多高位位元，那麼問題出在哪兒？如果你可以欺騙這個系統，把你的位元設定到高位，那這個系統的價值何在？而且其他努力求生的人首先都不被告知是否還有值得翻轉的位元。17

安迪·米勒–馬貢：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們需要一個完全不同的經濟體系？因為今天的價值並不依附於經濟價值？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不是，我的意思是存在一種經濟價值。 安迪·米勒–馬貢：你可以幹壞事，通過幹壞事來賺錢，你也可能做了好事而一分錢也拿不到。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不是，我說的是你不能切斷經濟與通訊之間的聯絡。我不是在討論我們是否需要一個不同的經濟系統。我不是經濟學家，我只是想說在通訊系統中存在某些價值，這些價值存在於通訊的自由之中，就像存在於實際交易的自由中一樣——我們有權給你某些東西以換取你的勞動，就像我有權解釋一個觀念，而你有權告訴我你對它的想法。我們不能說經濟體系存在於某種真空中。通訊系統是直接與這種經濟體系相結合的，這是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我們想得到一個對於朱利安提到的三種自由的還原論的概念，那麼這就明顯與行動的自由密切相關——不使用可追蹤的貨幣，你現在甚至都買不到一張機票，不然你就要被標記了。如果你走進機場，想要在當天用現金買一張機票，你就被標記了。

你會遭到額外的安檢搜身，沒有身份確認你就不可能起飛，而且如果你真這麼倒黴，用信用卡買了你的機票，他們就會記錄你的一切事情——從你的IP地址到瀏覽器。我有通過《資訊自由法案》得到的資料，那是移民和海關執法局多年來關於我的記錄，因為我認為有朝一日看看其中的差別可能很有意思。果然，記錄中有羅傑·丁格勒戴，他曾幫我買過一張公務機票，用的是他的信用卡，他買機票時的住址，他當時使用的瀏覽器，一切與那張機票有關的事情都被結合在了一起。

朱利安·阿桑奇：而且這些記錄都會進入美國政府，而不會只儲存在商家那裡，是吧？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對。商業資料被蒐集起來，報送給政府，他們是勾結在一起的。我發現真正瘋狂的是，這本質上是你談到的那三種自由的結合。自由旅行是我的權利，我能購買那張機票或讓其他某個人買那張機票，我也能夠有效地發表演講——但如果我要旅行到某個地方去做一個演講，我就必須要在兩個領域中做出妥協。而且，實際上這影響到我去演講的能力，特別是之後我發現他們蒐集了資料，並把資料結合在了一起。

註釋

1. 對於這個問題，維基解密所釋出的美國外交電報中有大量精彩的內容。更多有趣的討論可以參考以下電報（根據電報參考號排列，所有連結均訪問於2012年10月24日）：

   • 07BEIRUT1301
   • 08BEIRUT490
   • 08BEIRUT505
   • 08BEIRUT523

2. 參見10MOSCOW228號電報（訪問於2012年10月24日）。

3. 更多關於對美國公民安瓦爾·奧拉基（Anwar al-Awlaki）及其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奧拉基（Abdulrahman al-Awlaki）的合乎程式的謀殺，參見格倫·格林沃爾德（Glenn Greenwald）的報道：

   • The due-process-free assassination of U. S. citizens is now reality
   • The killing of Awlaki 16-year-old son

   （所有連結均訪問於2012年10月24日）

4. 更多資訊請參考匿名書單（The Anonymity Bibliography） ，關於匿名的論文精選，由羅傑·丁格勒戴和尼克·馬修森（Nick Mathewson）管理。喬姆幣（Chaumian）是中央處理的，但使用了密碼技術來確保交易的匿名。與喬姆幣相反，比特幣（本文討論的另一種電子貨幣）的所有交易都是公開的，但並不存在一箇中央的貨幣權威。

5. 更多有關對維基解密金融封鎖的資訊，參見討論之前的“對維基解密及相關人員的各種迫害企圖的註釋”。

6. 朱利安這裡提到的是英國增加電子追蹤器使用的計劃。“Over 100,000 offenders to be electronically tagged”，載於《衛報》，2012年3月25日。在這場討論發生之時，朱利安正處於軟禁之中，等待著他的引渡案的結果。2010年12月，朱利安未經起訴便遭到單獨囚禁，在支付了超過30萬英鎊的保釋金後，朱利安的拘留轉為軟禁。作為保釋的條件之一，他被限制在特定時段內只能待在一個特定的地方，腳踝上被強制佩戴電子追蹤器，該追蹤器由一家與英國政府簽約的私人安保公司操作。朱利安的行動被控制到了這種程度，他被迫每天在特定時刻去警局報到，這種狀況持續超過了550天。就在本書出版之時，朱利安被禁閉於位於倫敦的厄瓜多大使館內，並被倫敦市警方持續包圍。2012年6月，朱利安進入大使館尋求政治避難，以躲避美國政府及其盟友的迫害。他在2012年8月獲得避難權。

7. “Is CCA Trying to Take Over the World?”載於美國公民自由聯盟，2012年2月21日。

   • “Passing House Bill will worsen already pressing civil rights issue”載於 ANNARBOR.com，2012年8月2日。
   • “Goldman Sachs to invest $9.6m in New York inmate rehabilitation”載於《衛報》，2012年8月2日。 （所有連結均訪問於2012年10月24日）。

8. 比特幣 (Bitcoin) 是經典密碼龐克理念第一次真正成功的詮釋：一種加密的數字貨幣。比特幣將在本書中得到詳細討論，但是關於比特幣技術及其背後哲學的精彩介紹和解讀可以參見，“Understanding Bitcoin”，載於半島電視臺網站，2012年6月9日，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2/05/20125309437931677.htm（訪問於2012年10月22日）。

9. 電子黃金是1996年出現的一種數字貨幣和商業。電子黃金的擁有者和經營者被美國司法部以“參與陰謀洗錢”的罪名起訴。他們承認有罪並被判處緩刑、在家服刑和社群服務。判刑的法官稱他們並未打算從事非法活動，因而應當得到寬大處理。參見“Bullion and Bandits: The Improbable Rise and Fall of E-Gold”，載於《連線》，2009年6月9日，http://www.wired.com/threatlevel/2009/06/e-gold（訪問於2012年10月22日）。

10. 在因特網之前，X.25網是與電話網平行存在的用於資料交換的主要全球網路。X.25網的計費基於傳送和接收的資料量，而非電話網的連線長度。被稱為PAD的閘道器允許使用調變解調器或聲音耦合器從電話網接入X.25網。更多細節參見維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X.25（訪問於2012年10月24日）。

11. 大衛·喬姆是密碼學家和加密通訊協議的創制者。他是數字貨幣技術的先驅，他引入了電子現金 (eCash)，這是最早的匿名加密電子貨幣之一。

12. 對於此事的負面新聞報道參見“Bitcoin implodes, falls more than 90 percent from June peak”，載於arstechnica，2011年10月8日，http://ars-technica.com/tech-policy/2011/10/bitcoin-implodes-down-more-than-90-percent-from-june-peak（訪問於2012年10月22日）。

13. 一個事例，參見“The Underground Website Where You Can Buy Any Drug Imaginable”，載於 Gawker，2011年6月1日，http://gawker.com/5805928/the-underground-website-where-you-can-buy-any-drug-imaginable（訪問於2012年10月22日）。

14. 勞倫斯·萊斯格早期的工作關注版權和文化［例如2004年出版的《自由文化》（Free Culture）］，近年來他的興趣轉移到國會遊說活動對美國民主的腐蝕上。參見萊斯格的wiki：http://wiki.lessig.org。

15. 加州懲治警官協會（The California Correctional Peace Officers Association）是加州一個具有影響力的特殊利益集團，它在加州選舉中常規的捐款數額達到7位數，儘管以年度來算，它並不是最大的單筆競選捐助者。參見“California reelin”，載於《經濟學人》，2011年3月17日，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359882；以及“The Golden State’ Iron Bars”，載於Reason，2011年6月，http://reason.com/archives/2011/06/23/the-golden-states-iron-bars。亦可參見金錢與國家政治全國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Money in State Politics）的網站FollowTheMoney上關於加州懲治警官協會的條目：http://www.followthemoney.org/database/topcontributor.phtml?u=3286&y=0。（所有連結均訪問於2012年10月22日）

16. 海因茨·馮·福爾斯特（Heinz von Foerster，1911—2002）是一位美籍奧地利裔科學家，也是控制論的奠基人之一。他所謂的“道德命令”（ethical imperative）或通用格言是“行動總是以某種方式增加選擇”，德語原文為“Handle stets so, daß die Anzahl der Wahlmöglichkeiten größer wird”。

17. 雅各布把這個洞察歸功於約翰·吉爾莫。

[1] 納斯魯拉被美國和以色列視為恐怖分子頭目，曾遭遇“斬首”行動，而阿桑奇被美國政府視為高科技恐怖分子，希拉里在國務院內部會議上曾提議對其實施無人機暗殺。雅各布這裡的 意思是提醒阿桑奇注意身份，當心被暗殺。——譯者注

第10章、審查

朱利安·阿桑奇：雅克，談一下你在美國機場被扣留的經過吧，為什麼要扣留你？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他們聲稱“你知道這是為什麼”。朱利安·阿桑奇：但是他們自己不說？ 安迪·米勒–馬貢：我能來總結一下嗎？因為技術安全和政府事務的安全完全是可以分開來看的兩件事。你可以搞一個在技術上完全安全的系統，而政府會想，這可不好，因為他們所認為的安全就是他們能夠窺探、能夠控制、能夠破解技術上的安全。這跟雅克要登上飛機去殺人或者去劫機什麼的無關，而是因為雅克有能力通過旅行到達其他國家、對人們發表演講、傳播觀點來影響政府事務。這才是這個時代對政府來說最危險的事——對於政策，人們有比政府更好的見解。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非常感謝你這麼恭維我，但我其實只想指出事情比這還糟糕，因為他們能夠蒐集所有人的資料。這些都發生在我真的去做了某些有意思的事情之前，當時的事實僅僅是我在旅行，而這個系統、這個體制推動了資訊的蒐集，在我還沒被阻止去做任何事之前它就發生了，在我被趕出黎巴嫩之前，在美國政府特別針對我之前，它就發生了。

安迪·米勒–馬貢：可能他們能夠預測，可能他們在你行動之前就發現你了。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他們當然能，部分是因為資料蒐集。但是他們總是給我不同的回答。他們常用的一個回覆，一個通用回覆，是“因為我們能”。那我就說了：“好的，我不是在質疑你的權威——好吧，我確實質疑你的權威，但不是現在——我只是想知道這事現在怎麼會發生在我身上。”人們總是對我說，“這不是顯而易見的嗎？你為Tor工作”，或者，“你坐在朱利安旁邊，你還能指望什麼？”讓我感到驚奇的是，這些不同的人，通常是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以及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的人，他們每個人都告訴我，是因為他們有權力這麼做，而不是別的什麼原因。有時他們還對我胡扯什麼“記得‘9·11’嗎？這就是原因”或者“因為我們想讓你回答一些問題，在這裡你可沒多少權利，或者至少我們不承認你的權利”。

在這種情形下，他們不讓你接觸律師，也不給你提供廁所，但他們會提供水，會給你喝點兒什麼，像一杯利尿劑之類的，以便讓你相信你確實需要在某種程度上配合他們。他們就是這樣對你施壓的，出於政治原因。他們會問我一些問題，問我對伊拉克戰爭作何看法，對阿富汗戰爭有何感想。基本上他們的每一個步驟都是在重複FBI在“反諜計劃”（COINTELPRO，1956—1971年在美國國內實施的大規模祕密調查項目）中所採取的戰術。比如，他們試圖特別強調他們有權力改變我個人的政治生活，他們試圖逼迫我，不僅要改變我的政治生活，還讓我向他們坦白自己頭腦中在想些什麼。他們還沒收了我的財產。我也不能具體地談論這些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因為這處在一個陰暗的灰色地帶，我並不確定我是否被允許談論這些。我確實知道其他一些人也遭遇過這樣的事，但我從沒聽他們說起過。

有一次我在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剛參加完一個活動，正要回家探親，飛回西雅圖——我當時住的地方——然後他們就扣留了我，他們將我帶去做二次檢查，然後是三次檢查，最後是進拘留室。他們把我扣留得太久，以致當我終於被釋放時已經錯過了航班。詭異的是，因為羈押我的地點嚴格說來是在加拿大國境內的美國領土，所以根據一個規 定，如果你錯過了航班而距離下一個航班時間又很長，那你就必須離開這裡。由於被扣留得太久，我就被踢出美國領土了，不得不進入加拿 大，然後租一輛車再穿越邊界。我到邊境時，他們又問，“你在加拿大待了多久？”我回答，“五個小時加上在多倫多的扣留”，所以我大概在加拿大待了八個小時，然後他們說：“那好吧，進來，我們要再次扣留你。”然後他們拆了我的車，拆了我的電腦，把所有東西翻了個遍，還扣留了我。他們給我半個小時的時間去上廁所，你可以說他們也算大發慈悲了。這就是所謂的邊境搜查特權——因為他們聲稱他們有權這麼 做，而沒人能挑戰他們的權威。1

朱利安·阿桑奇：所以，這就是你的遭遇，但是我跟一些中國人談過，當他們談到防火牆——用我們西方人的話來說就是審查，他們的關注點其實並不是審查。他們關注的是，為了實現網際網路審查，你必須要同時實現網際網路監控。事實上，這對我們也是一樣。一旦人們意識到了這點，這會改變他們的行為，讓他們在抗議各種權威的時候變得不那麼堅決了。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但那是對這種壓力的錯誤迴應。例如，他們在邊境對我的騷擾並不是個例，自從“9·11”之後，甚至在那之前，每一個阿拉伯裔美國人都不得不遭遇這樣的事。我只是拒絕讓白面板和美國護照給我帶來的特權被浪費在這裡，我拒絕保持沉默，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是錯的，因為他們在濫用職權。我們必須站出來反對這樣的事，也有很多勇敢的人站出來以同樣的方式反對這種審查制度，併為此做出過有效的工作。因為正確的迴應不能是僅僅因為政府宣稱他們有權這麼 做，我們就在屈服於這種壓力。

熱雷米·齊默爾曼：現在我們又談到了政治，因為你說的基本上就是人們應該站起來捍衛他們的權利——但是人們也應該認識到為什麼要捍衛自己的權利，並且有能力通過交流來捍衛自己的權利。我曾經有機會跟一些來自中國的人交談——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在政府中就職——但當我跟他們說到網際網路審查時，我常常得到這樣的回答：“這其實是為人民好。如果沒有審查，就可能出現極端行為，出現我們所有人都不願意看到的狀況，所以政府需要採取這種措施來確保一切穩定。”如果你考察下中國的審查是如何運作的，你會發現，從技術角度來看，這算是世界上存在過的最先的審查系統之一了。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絕對是。

熱雷米·齊默爾曼：我還聽說在微博上，就是中國版的Twitter，政府有能力對某些標籤進行篩選，以確保它們只能留在某個特定的省份。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需要記住的關鍵一點是，當西方人談論亞洲地區那些審查時，他們喜歡用到“其他人”這個詞——就好像這隻會影響到“其他地方”。重要的是認識到當你在美國使用Google搜尋時，他們也會說出於法律要求，部分搜尋結果被省略。當然，在審查的實施方式，以及對於如何審查、為何要審查和在何處審查的社會現實上，這兩個地區的審查存在著差別，其中一個最大的區別其實就是體系結構。例如，在美國網際網路的結構是相對去中心化的，在這方面它就很難實現中國式的審查。

朱利安·阿桑奇：西方審查的一大部分在於Google，而政府也可以審查Google。一大批援引了維基解密的網頁都被Google的審查給過濾掉了。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對的，毫無疑問。而且正因為索引本身是自由的，你可以去做一個差異分析。 朱利安·阿桑奇：理論上是可以的。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是理論上，而實際上現在世界各地也有些人從不同視角來考察這種差異，對審查制度的類型做檢測研究。我認為重要的是要記住，審查和監控不僅是“其他地方”的問題——西方人總是喜歡說“伊朗人和朝鮮人如何如何需要匿名和自由，但在我們這裡就不需要”。所謂的“在我們這裡”，通常指的是“在美國”。但事實上這個問題並不只存在於那些壓迫性的政治體制中，因為只要你處在政權的最高階層，你就不會感受到壓迫。我們認為英國是個很棒的地方，人們通常以為瑞典這地方也相當不錯，但是你能看到，一旦得罪了當權者，你的下場也不會太妙。但是，朱利安總算還活著，對吧？所以顯然，這就是自由國家的標誌，這沒錯吧？

朱利安·阿桑奇：我是在艱難維持我目前的狀態。但也許我們該談談西方世界的網際網路審查了，這也相當有趣。假如我們回到1953年，看看當時的《蘇聯大百科全書》——當時這書到處在發行，這套百科全書有時會根據蘇聯的政治變動做一些修訂。1953年，蘇聯祕密警察的首 腦、內務部長貝利亞被撤職並受到處決，於是關於他的那部分，那些正面表述他的條目，就被編纂百科全書的機構給刪除了，然後他們在所有百科全書中的這些部分打上修訂補丁。我提到這個例子是因為它太露 骨、太容易被發現了，這讓這種企圖都成了歷史的一部分。然而，在英國，我們也看到《衛報》和其他主流報刊在偷偷地從他們的網際網路檔案庫中刪掉某些文件，而對此不作任何說明。你現在再去訪問這些網頁，試著去查詢這些文件，比如去找找關於億萬富翁納達米·奧奇（Nadhmi Auchi）欺詐案的故事，然後你會看到“頁面未找到”，而且它們也從索引中被移除了。

讓我來告訴你我跟納達米·奧奇這件事的牽連。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導致了第一次海灣戰爭。科威特政府在流亡期間及回國的過程中都需要現金，於是它開始變賣各種資產，包括在科威特境外的煉油 廠。納達米·奧奇是一個英國商人，他在20世紀80年代初從伊拉克移民到英國，在伊拉克的時候他是薩達姆政權中的一位要員，當時他是科威特這些交易的經辦人，之後他被指控參與1.18億美元的非法佣金交易。

這是戰後歐洲最大規模的腐敗案調查。2003年，奧奇被判在Elf Aquitaine醜聞中犯有欺詐罪。然而現在呢，他還是通過他在盧森堡控制的集團註冊了超過200家公司，另外通過巴拿馬也註冊了一部分。他還參與了戰後伊拉克的通訊建設承包工程和遍佈世界的其他許多生意。2

在美國，奧巴馬參議院競選團隊的籌款人託尼·雷茲科（Tony Rezko）是奧奇的長期合作伙伴，奧奇是他的金融顧問。類似的，奧奇和雷茲科跟伊利諾伊州前州長羅德·布拉戈耶維奇（Rod Blagojevich）也有瓜葛。雷茲科和布拉戈耶維奇都被判犯有腐敗罪，前者於2008年，後者於2011年（在FBI通過電話攔截記錄下布拉戈耶維奇試圖出售奧巴馬留下的參議員席位之後）。2007—2008年，奧巴馬正在競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時候，美國媒體開始調查奧巴馬的關係網。他們查到了雷茲 科，還報道了一些跟奧巴馬的房屋交易有關的聯絡。2008年，就在審判前不久，雷茲科還從奧奇那裡接受了一筆350萬美元的轉賬，而且沒有向法庭報告，他就是因此被判入獄的。於是美國媒體的調查轉向了奧 奇，就在那時，針對2003年的Elf Aquitaine醜聞及其在法國被定罪的大量報道，他授意他的英國律師事務所卡特–拉克（Carter-Ruck）發動了一場攻擊，效果相當成功。他攻擊英國媒體，甚至美國的部落格，讓我們所知的大量文章都被移除了。這些文章中的大部分，包括存檔在英國報刊中的，就這樣完全消失了，就好像它們從來沒有存在過。這裡也沒 有“我們收到了法律投訴，決定移除這些報道”的說明，連它們的索引都消失了。維基解密挖掘出了這些報道並重新發布了它們。3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他們在擦除歷史。 朱利安·阿桑奇：歷史不僅被篡改，而且不再存在了。正如奧威爾的名言：“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控制了歷史；誰控制了歷史，誰就控制了將來。”在西方，這種對歷史的擦除是難以發現的，而且這還僅僅是出版後審查。出版前的自我審查遠甚於此，但是通常更難被發現。我們在維基解密跟全世界不同的媒體合作伙伴共同曝光郵件門的過程中發現了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出哪些媒體對我們的材料進行了審查。4

舉例來說，《紐約時報》就對一封電報進行了編改，那封電報說通過在利比亞經營的石油公司發放了數百萬美元，用以暗中對利比亞的相關人士施加政治影響。郵件中沒有點名具體的石油公司——而《紐約時報》卻對“石油服務公司”這個詞做了編改。5最明目張膽的編改恐怕是《紐約時報》對一封62頁的電報的使用，這封電報關於朝鮮的導彈計劃、朝鮮是否向伊朗出售了導彈。《紐約時報》在一篇報道中使用了這封電報中的兩段話，用來說明伊朗擁有能夠攻擊歐洲的導彈，而電報中剩餘的部分卻正好是反對這種觀點的。6

《衛報》編改了一封有關烏克蘭前總理尤利婭·季莫申科的電報，其中提到她可能隱瞞了她在倫敦的財富。7《衛報》過濾掉了對哈薩克權貴普遍腐敗的指控——這裡甚至沒有一個人被點名——以及對在哈薩克經營業務的義大利能源公司ENI和英國天然氣公司的腐敗指控。8基本上，只要某個有錢人在電報中受到了指控，《衛報》都會將其過濾掉，除非《衛報》在制度議程上反對那個有錢人。9所以，舉個例子，在一封關於保加利亞有組織犯罪的電報中出現了一個俄羅斯人，《衛報》就把這封電報弄成像是整個事情都關於那個俄羅斯人，但其實那傢伙只是這一長串跟保加利亞有組織犯罪有關的機構和個人名單中的一個而已。10《明鏡》週刊也過濾掉了一段關於默克爾所作所為的內容——當然不是出於人權關懷，而純屬是對默克爾的政治考量。11這樣的例子太多了。12

安迪·米勒–馬貢：如果你看一看我們的地球，你會發現，我們所理解的資訊自由以及資訊流動的自由，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個非常激進的新概念。我不認為這在歐洲和其他國家之間存在多大的不同。的確，某些國家是有民主架構，這表明你可以閱讀和理解，甚至也許還能合法地對抗審查制度，但這並不意味著審查制度在這裡不存在，儘管在有些國家抗衡會更艱難。

朱利安·阿桑奇：就我在西方的經驗來看，這裡的審查制度要複雜精妙得多，它通過多個層面的間接途徑來混淆正在發生的事實，這些層面可以用來否認正在發生的審查。你可以把審查制度想象成一座金字 塔。只有金字塔的塔尖故意露出了沙面。這個塔尖就是公共誹謗訴訟、謀殺記者、被軍隊搶走相機，諸如此類——所謂公開承認的審查。但這只是整個審查制度中最小的一部分。在塔尖之下，接下來的一層就是那些不願意被暴露在塔尖的人，這些人進行自我審查，以免被推向塔尖。再下一層就是各種形式的經濟誘導，或者贊助誘導，讓人們去報道某件事情。再下一層就是原始經濟——只去寫那些划算、有賺頭的故事，甚至都不必考慮上層的經濟因素。然後，再下一層就是讀者的偏見，這些人只受過片面的教育，所以，一方面，他們很容易受到假訊息的操縱； 另一方面，你又不能告訴他們複雜但真實的資訊。最後一層就是資訊的傳播——例如，有些人沒法接觸到某種語言的資訊。所以這就是審查金字塔。《衛報》在郵件門中所做的編改處於這個金字塔的第二層。

目前，這類審查是不被承認的，因為它們發生在暗處，也因為並不存在對某個特定主張進行審查的指示。記者很少得到指示，說“不要報道任何有關那個的東西”，或“不要釋出這個事實”。相反，是記者認識到他們被期望如何做，因為他們瞭解他們希望取悅或巴結的那些人的利益所在。如果你表現得好，他們就會拍拍你的腦袋，給你賞賜；如果表現不好，那你就什麼也得不到，就這麼簡單。我總是喜歡打這個比方： 存在於蘇聯的審查制度，那種被西方大肆宣傳的審查制度——半夜踢開記者家的門把他們帶走——現在被倒轉過來了。現在，我們在等著有這麼一天，把真相從記者那裡“帶回來”，因為它們脫離了庇護，不再履行它們的職責。記者們放棄了職責，真相也就被帶走了。西方社會很擅長對審查進行洗白，並將權力的運作制度化，因此，在這個高度財政化的社會中，任何通過這種審查還能留存下來的公開言論都很難動搖真正的權力關係。 安迪·米勒–馬貢：熱雷米提到過小納粹。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我們又回到小納粹的問題了。熱雷米·齊默爾曼：問題合二為一了。 安迪·米勒–馬貢：小納粹的問題很好地總結了德國，或許是歐洲審查爭議的一部分。由於歷史問題，德國自然見不得任何仇恨言論——像是在網際網路上的那些內容，如果你告訴人們，對網際網路進行限制是為了打擊戀童癖，那你就想怎麼限制都可以了。同樣，一篇關於資料儲存的歐盟委員會工作論文爭辯道：“我們應該多談談兒童色情問題，那樣人們就會支援我們了。”13 朱利安·阿桑奇：我們能就這個問題多談一點兒嗎？如果我們只針對某項事物進行審查，比如說兒童色情，那麼為了從人們瀏覽的東西中過濾出兒童色情的內容，我們就需要監視每個人在做什麼。我們需要建立那樣的基礎設施。就為了審查單單一項內容，我們就得建立一個大規模的監聽和審查系統。

安迪·米勒–馬貢：這些可以從這套機制的細節中看出——在德國，無論你要發表什麼內容，所謂的事前審查系統都要求你為此指定一位法律負責人。所以，大致說來，如果你要發表什麼東西，無論是發表在一篇論文中，還是釋出在網際網路上，只要你沒有說明誰對這些內容承擔法律責任，那你就已經違法了。這就是說你被攤派了這種責任，比如某人因為散佈兒童色情或者仇恨言論而觸犯了法律，那你就可以說：“那好，看看這傢伙住在哪兒，我們去抓住他，然後把這些東西從網上刪掉。” 朱利安·阿桑奇：那就是說，我們以審查釋出者代替了審查讀者。安迪·米勒–馬貢：對，而且這是在監視特定內容。我認為並不是所有東西都一直需要得到公開，關於仇恨言論的問題，這裡可能涉及某些人的私人住址之類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我是不會贊同的。

朱利安·阿桑奇：但是，安迪，這是典型的德國作風。為了做某件事，為了判定哪些東西可以接受、哪些東西不可接受，你不得不組建一個委員會，就得為這個委員會選派代表，還得為這個委員會搞一套選派代表的程式……

安迪·米勒–馬貢：對，我們需要所有這些垃圾。德國人在“二戰”中的殺戮——納粹所做的每一件事，每一項他們掠奪的財產，他們都會給你個收據，還列出了清單。完全的官僚做派。你可以說德國人無理殺害了很多人——這是真的——但是他們是在按官僚程式辦事。這就是德 國。

朱利安·阿桑奇：如果你要讓某人來裁定哪些東西應該被審查、哪些東西不該被審查，那你就必須做兩件事。首先，你需要建立一套技術體制去實施這樣的審查，你必須建立一個全國範圍的審查機制來有效地執行審查。其次，你需要組建一個本質上是祕密的委員會，因為除非是祕密的，不然它就根本沒用，於是你又需要祕密司法安迪·米勒–馬貢：你知道嗎？我們在德國就有這麼個好原則。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就一個？ 安迪·米勒–馬貢：這個原則就是，如果一項法律的適用是不切實際的，那這項法律就不應該存在。如果一項法律沒有意義，比如說禁止風力磨坊或其他什麼，那我們就會說，“嘿，來吧，忘掉它”。如今我們都受到網際網路的鼓舞，我們隨著網際網路的成長而瞭解它，我們受到資訊自由流動的鼓舞，意識到自由就是不受限制、不受封鎖、不受審查、不受過濾。於是我們將對資訊自由流動的理解運用到整個地球的事務上，而且它也已經大致被運用到了整個星球的事務上了。當然，我們看到，政府受到資訊自由流動的影響，它是如何對此施加權力，以及審查制度是如何運作的，可以是事前審查、事後審查或無論什麼審查。從發生的這些複雜的衝突中，我們可以學到所有這些事。問題在於，我們怎麼看政府或者怎麼看“後政府組織”（Post-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的未來——也許維基解密就是第一個，或第一代後政府組織中的一個，因為我可不確定政府就是應對我們星球上所有問題的正確答案，比如說環境問題。

朱利安·阿桑奇：甚至政府本身也是不確定的，什麼是政府、什麼不是政府，這之間的界限很不明確。這種界限現在變模糊了。政府佔據著物理空間，但維基解密佔據了網際網路空間。網際網路空間是嵌入現實空間的，但是被嵌入的物件與嵌入體之間的關係很複雜，對嵌入體來說，並不容易分辨出被嵌入的物件是否成了它的一部分。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有一種賽博空間的感覺——它其實是存在於某處的一些其他領域——這來自它的非直觀性、複雜性和普遍性。你在某個地方閱讀網際網路上的某篇文件和你在其他地方閱讀這篇文件，或在未來閱讀這篇文件，這之間並沒有差別——這就是它的普遍性。所以，在這種程度上說，由於一個佔據了賽博空間的組織擅長將它的資訊散佈於底層的嵌入體，或許正是因為這種地理限制，我們成了一個後國家組織（post-state organisation）。 我不會把這個類比發揮得太遠，畢竟我自己就被軟禁著。無論人們是否意識到，國家的強制暴力明顯對我們所有人起作用。但是其他的媒體似乎將我們視為一個無國籍的媒體組織，他們對這種無國籍性質的重要性的認識也是非常正確的。我總是習慣說：“你以為新聞集團是什麼？它就是一個大型跨國組織。”儘管如此，新聞集團的這種組織結構是它的關鍵，這就是為什麼它在英國有電話竊聽醜聞的大麻煩，在美國它又一直在巴結體制權貴。但是，如果一個組織的資產首先在於它的資訊，那麼由於運用了密碼技術，就很難阻止它以某種形式進行跨國傳播。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遭到金融封鎖——我們組織的其他方面更難被壓制。14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如果我們用烏托邦的術語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回顧得稍微遠一點兒。你問到關於我受到的騷擾，你問到西方的審查制度，還有我之前提到的奧巴馬的定點清除計劃，他們說這是合法的，因為這裡有合法的程式，因此這被歸結為一個法律程式問題。 朱利安·阿桑奇：對，一個祕密程式。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我們也可以把這個問題聯絡到約翰·吉爾莫。約翰·吉爾莫有一個訴訟，關於他能否在美國匿名旅行，法院明確表示：“我們將援引一條祕密法。我們將依據這條祕密法，判定你是否被允許做這件事。”然後，在閱讀這條祕密法時，他們發現事實上他被允許這麼做，因為這條祕密法並沒有限制他。他永遠不會知道這條祕密法到底是什麼。之後，作為對他勝訴的迴應，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和國土安全部修改了政策，因為這表明這條祕密法在這種意義上是不具備約束力的。15

朱利安·阿桑奇：所以他們把它修改得更有約束力？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通過官僚立法程式進行了有效的修改。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定點暗殺計劃、人們在邊境遭遇的騷擾、網際網路審查制度，無論是聽命於政府的審查還是聽命於企業的審查，所有這些事情都聯絡在一起。而且，問題歸根結底在於，在每一個我們看到出現這些問題的地方，政府都握有太多的權力。權力集中在這些領域而且吸引著濫用權力和貪圖權力的人。而且，即使某些情況是合理的，我們也看得出，如果沒有這種集中化、沒有這種通向威權主義的趨勢，世界可能會更好。

在這方面，西方也不例外，因為這表明如果你有一個網路安全的沙皇，這與另一個國家五十年前的國內安保部隊的沙皇並沒有多大不同。我們正在建立一種同樣的威權控制結構，它吸引人們去濫用它，而我們卻企圖假裝這種事情在西方會有所不同。在西方這也沒有任何不同，因為存在著一個統治的連續體，從威權主義到個人意志主義。我不是在美國政治派別的意義上說這件事，而是在這種意義上說的：在這個統治連續體中，美國在很多很多方面都距離蘇聯非常遠，但比起克里斯欽尼亞（Christiania）16這個位於丹麥哥本哈根中心的自治社群，它距離蘇聯就要近得多了。而我認為美國距離一個可能的烏托邦甚至更遠。如果我們能去火星建立殖民地的話，我們可能會願意移民去我們在火星上建立的世界，離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越遠越好。如果我們沒有那種烏托邦，就總是有所欠缺的。

熱雷米·齊默爾曼：又來了，所有話題又被綁到了一起。當我們談論集權，我們就談到了體制。而當我們談論審查制度，這又與集權有 關，誰有權判定哪些內容人們可以接觸、哪些不行，政府審查或者私人進行的審查是否是濫用權力？我們有這樣的例子：我們的網站laquadrature.net在英國就被Orange UK審查了數個星期。它被列入一個網站名單中，而近8年來Orange一直在拒絕承認這些網站。

可能是我們在反對這類立法時，提到了兒童色情這個詞，也可能他們本來就討厭我們，因為我們反對他們違背網路中立性17的政策，因為我們呼籲立法禁止他們對使用者通訊差別對待。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但 是，服務商在這裡扮演著這樣一種角色，那就是他們在主動剝奪人們接觸網際網路資訊的能力。無論我們把權力賦予Orange、政府，還是其他什麼人，在這背後，我都看到了巨大的風險。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請澄清一下，當你提到英國的隱私問題時，你的意思是不是他們真的握有每條線路、每條光纖連線和所有這些東 西，或者他們利用了某些政府資源？廣播是如何得到許可的？這裡面到底有沒有政府捲入？他們沒有關注這件事的職責嗎？

熱雷米·齊默爾曼：這裡有許可。無論是政府還是公司，他們在改變網際網路的基本結構，把它從一個普遍的網路分割成像巴爾幹地區那樣的小型子網。但從一開始，我們討論的就是全球性的事務，無論是金融系統的扭曲、腐敗問題，還是地緣政治或能源環境問題。所有這些都是今天人類共同面臨的全球性問題，而我們手上仍握有一個全球性的工 具，可以實現更好的通訊、更好的知識共享、更好的政治和民主參與。我懷疑，全球互聯的普遍網路是我們應對這些全球性問題的唯一工具，因此爭取一個自由的網際網路是戰鬥的中心，我們所有人都有責任為此而戰。

安迪·米勒–馬貢：我完全同意我們需要確保網際網路被理解為一個實現資訊自由流動的普遍網路，我們不僅要明確這一點，而且也需要點 明，某些公司和服務提供商，它們管它們提供的那種東西叫作網際網路，而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但我認為我們還沒有回答那個在過濾之上的關鍵問題。對於我認為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我想給你舉出一個例子。多年以前，我們發起過對西門子提供的所謂智慧過濾軟體的抗議。西門子是德國最大的電信公司之一，也是情報軟體的供應商。他們真的在向公司出售這類過濾系統，例如，不讓公司的僱員檢視貿易工會向他們提醒勞工權益問題的站點，等等。但他們也封鎖混沌計算機俱樂部的站點，這就惹怒了我們。他們把混沌俱樂部定為“犯罪內容”之類的東西，我們對此採取了法律措施。但是在一次展會上，我們決定發起一個大型的抗議集會，包圍西門子的展臺，對進出的人們進行過濾。好笑的是，我們在自己的網站上宣佈了這項行動，以便通過網際網路吸引更多人蔘加，但西門子展臺的人對此一無所知，因為他們自己也使用了這個過濾軟體，所以讀不到我們的公開警告。

朱利安·阿桑奇：五角大樓也設定了一套過濾系統，在寄給五角大樓的電子郵件中，所有帶有維基解密字樣的都會被過濾掉。所以在布拉德利·曼寧的案子中，控方為了起訴這個案子，當然要給在軍事部門之外、與維基解密有關的人士傳送郵件，但他們從未收到過回覆，因為郵件中包括了“維基解密”這個詞，於是被過濾掉了。18國家安全體制也可能反噬自己。

安迪·米勒–馬貢：這就把我們帶回到這個基本問題：真的存在“負面影響資訊”這類東西嗎？從社會的視角看，我們是否想要一個受審查的網際網路，因為這有利於社會？即便我們談到兒童色情，你也可以爭辯說：“等一下，兒童色情突顯出一個問題，那就是對兒童的虐待，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需要了解它。”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所以它必須提供犯罪的證據。朱利安·阿桑奇：沒有，它提供了一場遊說。 安迪·米勒–馬貢：這可能是最極端的例子：假如我們談到納粹之類的事，你仍然必須說出我們正在談論的是什麼。有家庭的人會捫心自問：“好吧，把壞事都過濾掉以便我們堅守好事，這是否更有利於社會？或者，這是不是在限制我們正視問題、管理問題、應對問題的能力？”

熱雷米·齊默爾曼：我認為解決方案不會是審查。當我們談到兒童色情，我們不應該使用色情這個詞——它代表一種虐待兒童的犯罪行 為。需要做的是去檢查伺服器，禁用伺服器，識別出上傳這些內容的人的身份以便識別出誰在製造這些內容、誰在第一現場虐待兒童。只要存在這種人際網路、商業網路之類的，你就能去逮捕這些人。當我們通過立法——在法國，我們有一部法律，你需要內政部部長的行政授權才能決定哪些網站要被封鎖。通過說“我們消除了人們接觸這些壞事的機會”，我們消除了調查部門去尋找壞人壞事的激勵，就像我們用手去遮住那些發現問題的眼睛，然後我們就把問題解決了。所以，從這種角度看，我認為這樣就足以描述這件事了——我們都同意我們應該把某些圖片從網際網路上刪除。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我很抱歉，這裡我感到有點兒彆扭。聽到你這種論調太讓人洩氣了。你剛才說的有點兒噁心到我了，因為你等於是說：“我要利用我的職權去向其他人主張我的權威，我要擦除歷史。”也許在這件事上我是個極端主義者——我敢說我在其他很多事情上也是——但這其實就是一個抹殺歷史造成傷害的例子。它表明，通過互聯 網，我們知道社會上盛行著虐待兒童的現象。這就是我們從兒童色情的問題上所知道的——我認為管它叫兒童剝削更好——我們看到了它的證據。把這件事遮掩起來，抹殺它的存在，我認為就是一種歪曲，因為實際上你可以從一個作為整體的社會中得知如此多的事情。例如，你可以知道——顯然，在我說這句話之後，我也永遠不會去尋求參政，但只是澄清一下這點——例如，你知道了誰在製造它，你也知道了存在著受害者。人們不可能無視這個問題。這意味著你不得不開始尋找導致這個問題的原因，誰是兒童的剝削者。諷刺的是，在這裡，某些監控技術有助於通過檢視圖片中的元資料識別出這些人的面部特徵。擦除這些內容，讓我們生活在一個可能擦除某些而不是另一些內容的世界，為了審查和監督而建立這些行政機構——正如我們所見，這會將我們引向一條危險的道路，其危險不僅在於版權，還包括很多其他系統。

正因為這是一項值得追求的高尚事業，我們也許就不該走捷徑，也許我們確實就該去解決犯罪問題，也許我們確實應該試著去幫助那些受害者，即便為此需要付出代價。與其無視問題，也許我們應該正視事實，即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存在著這個大問題，它以特定的方式顯露在網際網路上。

比如，這就像當寶麗來生產了Swinger拍立得相機（一種即拍即得的照相機），人們也開始用它來拍攝下流的照片。但對此的迴應不是摧毀或監督這個媒介。當你要起訴這項犯罪，你就發現證據被這個媒介記錄了下來。這並不會削弱這個媒介，也不會因這件事而損害全社會。

我們在這裡談到兒童色情，讓我們談到了監督。很多國家都存在騷擾人民的常規監督。在網際網路上，警察所造成的傷害可能更甚於兒童色情。 朱利安·阿桑奇：幾乎肯定更甚。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我們知道在世界上有多少警察，但我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人違背了道德——通常是嚴重違背。比如，只要我們看一眼佔領運動（the Occupy movement）[1]，我們就能發現。我們知道某些警察有多壞，那麼，我們就應該審查網際網路嗎？我們就應該削弱警察去執行良好監督工作的能力嗎？

朱利安·阿桑奇：還有，這裡有個二次傷害的問題，那就是當這個小孩長大成人後，通過社會聯絡，再次看到虐童的照片。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只要那些警察還在網上，我就一直在遭受二次傷害。 朱利安·阿桑奇：你可以說，看見你被警察毆打的畫面是二次傷害。我要說的是，保護世界上真實發生的歷史的完整記錄更為重要，就算二次傷害確實會發生，但是建立一個有能力移除大量歷史的審查制度就意味著我們無法處理這些問題，因為我們根本看不到這些問題了。20 世紀90年代，我在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兒童剝削行動組為打擊猥褻兒童的警察提供網際網路事務的諮詢。那些警察並不喜歡過濾系統，因為一旦人們看不到網際網路上有這些兒童色情，他們就不會去遊說以從而確保警察得到打擊虐待兒童的資金。

熱雷米·齊默爾曼：有一點我們都同意，而且也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說到底，製造這些內容、虐待兒童或類似的事情，都是個人的責任，這是最要緊的，這才是警察應該解決的問題。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我不同意，我不是這麼說的。

朱利安·阿桑奇：熱雷米說的是做這件事，不是說發表——這是兩回事。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說真的，內容的製造不是問題。稍微澄清一下——舉例來說，你虐待了一個小孩，而安迪把這個拍下來作為證據，我不認為安迪就該為此被起訴。

熱雷米·齊默爾曼：不，該被起訴的是那些實施虐待的人。但是拍攝也算協助與教唆。 安迪·米勒–馬貢：但是有些人就是為了拍這些照片而虐待兒童的，對吧？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當然有這種人。 安迪·米勒–馬貢：這裡可能還牽扯上經濟問題。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我完全同意，在這裡我要做個區分，就是說內容本身是一份歷史記錄和一項罪證，是一項嚴重犯罪的證據，而且我們絕不能忽視二次傷害這件事，但是最初的傷害才是真正核心的問題，無論是否有這些照片。 熱雷米·齊默爾曼：當然，這就是我的意思。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是不是有這些照片幾乎無關緊要。如果有這些照片，重要的是記住你必須關注的目標，是真正地去阻止傷害。重點要確保這些證據能激勵人們正確地運用工具去解決問題。我認為這才是至關重要的，人們其實忘記了這一點，因為假裝事情不存在太容易了，說是阻止了虐待而其實並沒有。

安迪·米勒–馬貢：而且麻煩在於很多人顯然喜歡更輕鬆的解決方式，因為接受社會現實是很難的。我認為你確實有機會去處理政治問 題，因為你並不是在試圖制定一項忽視或者掩蓋問題的政策。某種意義上說，這大概就是網路政治，但這也是一個社會如何處理事務的問題，我非常懷疑像資訊這樣的東西會造成直接的傷害。這確實與過濾的能力有關，那是當然，而且我也真的不想看到所有這些照片都被掛在網際網路上。我確實發現有些東西是噁心和煩人的，但這對隔壁那家展示這種又假又難看的電影的音像店來說也是一樣。所以，問題在於我是否有能力辨別自己的所見所聞？這就是一個過濾途徑。其實，混沌俱樂部的創始人瓦烏·荷蘭德（Wau Holland）說得好：“你要知道過濾應該由終端使用者 來決定，由終端使用者的終端裝置來執行。”19 朱利安·阿桑奇：所以應該是由那些接受資訊的人來執行過濾。

安迪·米勒–馬貢：過濾應該在這裡執行。就在這兒！（指著他的腦袋） 朱利安·阿桑奇：在大腦中。

安迪·米勒–馬貢：終端使用者的最終裝置——就是你兩耳之間的東 西，才是過濾的正當之所，過濾不該由政府代表人民來執行。如果人們不想看某些東西，那好，他們就不會看，而且，無論如何，現在也的確要求你自己去過濾很多事情。

註釋

1. 更多關於雅各布以及其餘維基解密有關人士所遭到的騷擾，參見討論之前的“對維基解密及相關人員的各種迫害企圖的註釋”。

2. 參見維基解密關於Nadhmi Auchi的頁面：http://wikileaks.org/wiki/Nadhmi_Auchi（訪問於2012年10月24日）。

3. 這些報道可以在維基解密上查到：http://wikileaks.org/wiki/Eight_stories_on_Obama_linked_billionaire_Nadhmi_Auchi_sourced_from_the_Guardian,_Observer,_Telegraph_and_New_Statesman（訪問於2012年10月24日）。

4. 一份一般性的記錄可參見http://cables.mrkva.eu/ 和 http://cablegatesearch.net，這裡提供了對電報的完整版本和編改版本進行比較的精彩方法，由此可以看出維基解密的哪些媒體合作伙伴編改了電報。

5. “Qaddafi’s Son Is Bisexual and Other Things the New York Times Doesn’t Want You to Know”，載於Gawker，2011年9月16日，http://gawker.com/5840809/qaddafis-son-is-bisexual-and-other-things-the-new-york-times-doesnt-want-you-to-know-about；這個特例中所涉及的電報的參考號是06TRIPOLI198，載於維基解密：https://wikileaks.org/cable/2006/05/06TRIPOLI198.html。在Cablegatesearch網站可以直觀地看到這些編改及其修改的歷史記錄，改編的段落都以紫色標記出來：http://www.cablegatesearch.net/cable.php?id=06TRIPOLI198&version=1291757400（所有連結均訪問於2012年10月22日）。

6. 原始電報參見電報參考號10STATE17263，載於維基解密：http://wikileaks.org/cable/2010/02/10STATE17263.html；《紐約時報》的報道參見“Iran Fortifies Its Arsenal With the Aid of North Korea”，載於《紐約時報》，2010年11月29日，http://www.nytimes.com/2010/11/29/world/middleeast/29missiles.html?_r=0。大衛·李（David Leigh）在給《衛報》的報道中也使用了同一份電報，“WikiLeaks cables expose Pakistan nuclear fears”，載於《衛報》，2010年11月30日，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0/nov/30/wikileaks-cables-pakistan-nuclear-fears。這份電報的編改版本由《衛報》釋出，並且沒有附上參考號，電報被縮減成只有兩段關於巴基斯坦的文字。“US embassy cables: XXXXXXXXXXXX”，載於《衛報》，2010年11月30日，http://www.guardian.co.uk/world/us-embassy-cables-documents/250573。編改的程度可以在Cablegatesearch網站上直觀地看到，並可以看到修改的歷史記錄，幾乎整篇檔案都被編改並以紫色標出：http://www.cablegatesearch.net/cable.php?id=10STATE17263&version=1291486260（所有連結均訪問於2012年10月22日）。

7. 原始電報參見電報參考號08KYIV2414，載於維基解密：http://wikileaks.org/cable/2008/12/08KYIV2414.html。《衛報》的編改版本參見“US embassy cables: Gas supplies linked to Russian mafia”，2010年12月1日，http://www.guardian.co.uk/world/us-embassy-cables-documents/182121?INTCMP=SRCH。編改版本可以在Cablegatesearch網站上直觀地看到，並可以看到修改的歷史記錄，幾乎整篇檔案都被編改並以紫色標出：http://www.cablegatesearch.net/cable.php?id=08KYIV2414&version=1291255260（所有連結均訪問於2012年10月22日）。

8. 原始電報參見電報參考號10ASTANA72，載於維基解密：http://wikileaks.org/cable/2010/01/10ASTANA72.html。《衛報》的編改版本參見“US embassy cables: Kazakhstan-the big four”，載於《衛報》，2010年11月29日，http://www.guardian.co.uk/world/us-embassy-cables-documents/245167?INTCMP=SRCH。編改版本可以在Cablegatesearch網站上直觀地看到，並可以看到修改的歷史記錄，編改以紫色標出：http://www.cablegatesearch.net/cable.php?id=10ASTANA72&version=1291113360（所有連結均訪問於2012年10月22日）。

9. 這個事例中的電報參考號為09TRIPOLI413，這份電報是關於西方能源公司在利比亞的經營活動。在Cablegatesearch網站可以直觀地看到《衛報》的改編被以紫色標出，其中顯示，《衛報》刪除了所有被提到的能源公司及其經理的名字，除了一家俄羅斯能源公司Gazprom。即使那些無損於西方公司的內容也做了精心編改，而編改的版本給出一幅完全不同的畫面：http://www.cablegatesearch.net/cable.php?id=09TRIPOLI413&version=1296509820（訪問於2012年10月22日）。

10. 這個事例中的原始電報包含了5226個單詞，而《衛報》釋出的改編版本只有1406個單詞。原始電報參見電報參考號05SOFIA1207，載於維基解密：http://wikileaks.org/cable/2005/07/05SOFIA1207.html。《衛報》的改編版本參見“US embassy cables: Organised crime in Bulgaria”，2010年12月1日，http://www.guardian.co.uk/world/us-embassy-cables-documents/36013。基於這份電報的《衛報》報道，參見“WikiLeaks cables: Russian government ‘using mafia for its dirty work’”，載於《衛報 》 ，2010 年 12 月 1 日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0/dec/01/wikileaks-cable-spain-russian-mafia。編改的程度可以在Cablegatesearch網站上直觀地看到，並可以看到修改的歷史記錄，編改以紫色標出：http://www.cablegatesearch.net/cable.php?id=05SOFIA1207&version=1291757400。維基解密的保加利亞媒體合作伙伴Bivol討論了這個保加利亞的事例，見“Unedited cable from Sofia shows the total invasion of the state by organized crime (Update:Cable Comparison)”，載於WL Central，2011年3月18日，http://wlcentral.org/node/1480。亦可參見“The Guardian: Redacting, censoring or lying?”，載於WL Central，2011年3月19日，http://wlcentral.org/node/1490。下面這兩條WL Central的報道是《衛報》記者大衛·李的評論和迴應。（所有連結均訪問於2012年10月22日）。

11. 這裡提到的電報的參考號是09BERLIN1108。編改版本可以在 Cablegatesearch網站上直觀地看到，並可以看到修改的歷史記錄，編改以紫色標出：http://www.cablegatesearch.net/cable.php?id=09BERLIN1108&version=1291380660（訪問於2012年10月22日）。

12. 更多事例參見cabledrum網站：http://www.cabledrum.net/pages/censorship.php。

13. “通訊攔截。主席提供了關於事情進展的資訊……它回顧了媒體關於此問題的負面報道……在此背景下，主席認為此事進展甚慢……某些代表在準備新聞稿時表現出謹慎態度，指出這會引發連鎖反應並加劇媒體的負面報道。本委員會對此立場不變，並向這些代表指出，一種打破僵局的可能途徑是採取與處理網際網路兒童色情問題類似的策略。儘管需要承認這是不同的問題，但它也涉及通訊攔截。”——歐盟委員會，關於通訊攔截的警察合作工作組會議（Police Co-operation Working Group meeting on intercep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1999年10月13—14日。全文見：http://www.quintessenz.at/doqs/000100002292/1999_10_13,Police%20Cooperation%20Working%20Group%20mixed%20committee%20meeting.pdf（訪問於2012年10月24日）。

14. 參見討論之前的“對維基解密及相關人員的各種迫害企圖的註釋”。

15. 雅各布所說的吉爾莫訴司法部部長岡薩雷斯案，35 F.3d 1125（2006年第九巡迴法院）［Gilmore v.Gonzales,435 F.3d 1125（9th Cir.2006）］。約翰·吉爾莫原本是一位密碼龐克，他提出這個案子，最終使得美國最高法院曝光了一條祕密法的內容，這條祕密法叫作安全指令（Security Directive），該法限制公民匿名

乘坐飛機旅行的權利。除了違背憲法之外，吉爾莫還質疑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這項條款本身就是祕密的、不能曝光的，即便它已經對美國公民構成了約束。法院祕密查閱了安全指令，否決了吉爾莫對該條款違憲的指控。但是，這條法律的內容卻在案件審理過程中被曝光出來。參見PapersPlease.org上吉爾莫訴司法部部長岡薩雷斯案的報道：http://papersplease.org/gilmore/facts.htm（訪問於2012年10月22日）。

1. 克里斯欽尼亞是位於丹麥哥本哈根的一片自行宣佈的自治地區。這裡從前是一片軍營，在20世紀70年代被一群泛集體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佔領。它在丹麥創造了一種獨一無二的法律地位。

2. “網路中立性”（Net neutrality）原則要求從法律上保障ISP不得限制其使用者接入網路、參與網際網路活動，也不得限制訪問網上的內容。參 見 電 子 前 哨 基 金 關 於 網 絡 中 立 性 的 頁 面 ： https://www.eff.org/issues/net-neutrality（訪問於2012年10月24日）。

3. “Blocking WikiLeaks emails trips up Bradley Manning prosecution”，載 於 Politico，2012 年 3 月 15 日 ，http://www.politico.com/blogs/under-the-radar/2012/03/blocking-wikileaks-emails-trips-up-bradley-manning-117573.html（訪問於2012年10月21日）。

4. 更多關於瓦烏·荷蘭德（Wau Holland）的資訊參見瓦烏·荷蘭德的主頁：http://www.wauland.de。

[1] 起源於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的集會示威活動，後來發展成全球抗議。——譯者注

第11章、弱者要隱私，強者要透明

朱利安·阿桑奇：安迪，最近我跟突尼西亞總統談話，我問他會怎麼處理本·阿里獨裁統治時期留下的情報記錄，這些記錄相當於突尼西亞版的斯塔西檔案[1]。他說雖然情報非常有趣，但這些情報機關卻是個麻煩，它們太危險了，必須逐個把它們撤銷掉。但對於那些檔案，他認為，為了維護突尼西亞的社會團結，最好把它們全面封存，這樣才不會導致各種推卸責任的局面。斯塔西在民主德國失勢時，你還是個年輕人，你能說一說斯塔西檔案的事嗎，還有你是怎麼看待祕密檔案的公開的？

安迪·米勒–馬貢：德國也許擁有這個行星上檔案記錄最為完善的情報機構，至少也是其中之一。民主德國國家安全局的所有檔案，包括所有手冊、程式檔案、訓練檔案、內部學習資料，幾乎全都公開了。幾乎的意思是說，並不是所有檔案都能輕易搞到，但大部分很容易，而且，政府還成立了一個機構來看管這些記錄，所以德國公民也有權閱讀他們自己的斯塔西檔案。

朱利安·阿桑奇：民主德國政府成立了聯邦國家安全檔案委員會來處理巨量的斯塔西檔案。

安迪·米勒–馬貢：是的，記者可以申請所謂的調查研究，這有點兒類似於資訊自由詢問權，這允許他們研究這些材料。有大量的書籍，還有關於戰術訓練的手冊，從中能夠看出斯塔西是如何運用這些手段的。實際上，我認為這是一件值得學習的事。我理解要求突尼西亞人公開所有這些前情報機關留下的個人記錄是奢望，因為現任總統將會評判他自己及其盟友們的記錄。這些情報機關毫不尊重隱私，所以你可能會看到關於你的性生活的記錄，你的電話通訊錄、你的財務轉移記錄，以及所有你做過的事情的記錄，其中也許就有你不願曝光的。

朱利安·阿桑奇：你關注了與Amn El Dawla 有關的局勢嗎，那個埃及的國內安全機關？數千人闖進去，洗劫了檔案庫，因為Amn El Dawla 試圖燒燬這些檔案，把它們都扔進垃圾堆，很多材料流傳出來，在周邊散播。你在當地市場花2美元就能買到一份記錄並把它上傳，埃及社會也並未因此毀滅。

安迪·米勒–馬貢：不，我只是在說我確實有點兒理解人們並不願意自己的個人記錄被公佈。我能夠理解這點，如果我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情報機關40年來都在監視我，我每次上廁所都會被記錄。

朱利安·阿桑奇：但是這裡有一個成本收益分析，對吧？依我之見，一日做賊，終身為賊。

安迪·米勒–馬貢：對，但黑客倫理一般主張利用公開資訊，保護私人資訊，而且，我確實認為，如果我們在倡導隱私保護——我們有非常正當的理由這麼做——那我們就不應該只是說這裡有利益權衡。我們要做出區分。事情並不要求我們把一切都公之於眾。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但是這種不對稱的保密有一個好處。讓我們退一步講，你的論證基本上基於一個完全錯誤的觀點，那就是，只要資料是受限的，那它就是私密的，但這並不是事實。舉例來說，在我的國家，如果有100萬人得到安全許可並被允許獲取私人資料…… 朱利安·阿桑奇：是430萬人……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那你怎麼能說這些資料是私密的？問題是這些資料並不是對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是百分之百保密的。

朱利安·阿桑奇：祕密從沒有權力的人那裡被轉交到有權有勢的人那裡。

安迪·米勒–馬貢：對，你說得對。但如果我們想完全公開整個檔案庫。 朱利安·阿桑奇：在某些歐洲國家就是這樣。

安迪·米勒–馬貢：不對，我不知道有哪一個國家是將所有記錄都公開的。 朱利安·阿桑奇：比如波蘭，公開記錄的程度就比德國高。

安迪·米勒–馬貢：也許吧。實際上發生了什麼，德國所做的這筆交易中不好的一面是他們僱用了前民主德國國家安全局的官員，他們不僅管理斯塔西的記錄，還包括所謂的“新德國”，即統一後的前民主德國部分的記錄。這裡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一家公司贏得了公開招標去清理一幢儲存著記錄的建築。這家公司贏得招標的原因只是他們是報價最低的投標者。六年之後，保管這些記錄的組織發現他們僱用了一家由前民主德國情報機關人員建立起來的公司來清理他們自己的記錄。

熱雷米·齊默爾曼：維基解密上有一份關於這件事的報道。我讀過，非常精彩。

安迪·米勒–馬貢：維基解密釋出了這份報告，所以你是對的，一旦這些記錄被創造出來，並且落在壞人手中，就很難宣稱這些記錄是私密的。

朱利安·阿桑奇：但是我們可以談一談一個廣泛的問題。網際網路導致了一場資訊爆炸，海量資料得以公開——這是非常驚人的，而它的教育功能也是驚人的。

一方面，人們談到維基解密，他們說：“看啊，政府的所有私密資訊現在都被公開了，政府不再掌握任何祕密了。”我說，這是廢話。我說，維基解密是影子的影子。事實上，我們向公眾釋出的超過100萬字的資訊只是海量祕密材料的一小部分。而且，事實上，相比權勢集團掌握的海量祕密材料，公開可得的材料相形見絀，而維基解密所公佈的還只是這些私人持有的材料的百分之一。當你一邊看著有權有勢的局內人清楚全世界每一張信用卡的交易資訊，另一邊看到人們在Google上搜索全世界的部落格和人們的留言，那麼你如何能看得到平衡呢？

安迪·米勒–馬貢：我想說，如果所有這些記錄都能得到披露，那很好，因為人們可以學到，當他們使用信用卡時，他們留下了痕跡。如果我們把這些解釋給某些人聽，他們會發現這是非常難以理解和抽象的東西。但當他們讀到自己的記錄的那一刻，他們就全明白了。

朱利安·阿桑奇：如果你得到你的Facebook記錄，其中關於你的資訊就有800MB。

安迪·米勒–馬貢：我知道東歐集團覆滅後，聯邦德國總理赫爾穆特· 科爾想要統一德國，美國人想在所謂的2+4會談中設定一項條件。美國人想要保持對德國電子通訊的控制和監控，而科爾覺得無所謂，因為他不理解什麼是電信監控。我遇到過他辦公室的一些人，他們說，他們對此簡直要抓狂了，最終，他們組織起來，從斯塔西那兒搞來8000頁他的電話通話文字記錄，塞進兩輛小卡車運到他的辦公室。然後他問：“嘿，這都是什麼該死的玩意兒？”他們說：“哦，這是您過去十年間的通話記錄，包括您跟您的女友、妻子，還有祕書的，等等。”於是，他們讓他明白了電信攔截意味著什麼。而且，這些來自情報機構的記錄確實能夠幫助人們瞭解情報機構都在做什麼。所以，我們可以力爭全面披露，而且如果我們現在就對此投票的話，我不確定自己是否真會反對它。

朱利安·阿桑奇：我不想過多談論這個了，因為在某些情況下這是顯而易見的，如果你在調查黑手黨，那麼在調查期間，你應該對你的記錄保密。在這種情況下保密是合情合理的。我不是說作為一項政策這是合理的，我說的是，這在政治上是不可避免的。有很多這類在政治上強有力的要求，像是“這些傢伙曾經殺過人，他們也許在密謀下一樁謀殺”——不管認為攔截是否應該，這都會發生。你不可能贏得這場政治鬥爭。但是這類戰術監控，如果能夠受到部分監管，並把傷害的人群減小到最低限度，那還是有好處的。當戰術監控用於加強執法（與情報機關相對），它常常是證據蒐集的一部分。這些證據最終會呈交法庭，因而最終也會公之於眾。所以，至少在某些時候，你能夠對正在發生的事情有所監督。你可以在聽證席上質問人們這些資訊是如何蒐集到的，以及我們為何應該假設這些證據是有效的。你對此可以密切監督。但是對戰略監控的所謂管制就完全是荒謬的了。根據定義，戰略監控是在監控所有人，如果你的前提就是監控所有人，那麼我們能夠向何種法規申訴呢？

熱雷米·齊默爾曼：關於全面披露的辯論讓我想起一個叫作LulzSec 的團體，他們公佈了7000萬份來自索尼公司的記錄——所有索尼客戶的資料——你可以看到所有地址、電子郵箱和密碼。我覺得裡面甚至有這7000萬用戶的信用卡明細。作為一個倡導基本人權的積極分子，我想：“哇哦，如果為了證明你的觀點，或就為了好玩，你就要曝光別人的個人資料，這裡一定有什麼不對。”看到記錄中有人們的電子郵箱，我感到非常不舒服。某種程度上，我覺得這些人就是在利用電腦保安來取樂，但他們所展示的是，像索尼這樣聲名狼藉又財大氣粗的公司也不能為使用者的私密資訊保密，還讓這7000萬用戶的電郵、姓名在一個搜尋引擎上就能被檢索到。發現這些記錄可能讓人們立馬意識到：“哦，當我把這些資料暴露給索尼時，我都做了什麼？將個人資料交給一個公司保管到底意味著什麼？”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然後他們就向報信的人開火了。

註釋

1. “Stasi still in charge of Stasi files”，載於維基解密，2007年10月4日，http://www.wikileaks.org/wiki/Stasi_still_in_charge_of_Stasi_files（訪問於2012年10月22日）。

[1] 斯塔西從1950年起對社會進行持續監控，蒐集並建立了海量的個人檔案庫。1990年12 月，德國國會通過《斯塔西檔案法》，賦予查閱檔案的法律依據。1992年起，斯塔西檔案正式 向外界開放查閱。——譯者注

第12章、歌劇院裡的耗子

朱利安·阿桑奇：我們已經談過了所有這些悲觀的場景，現在我想來看一看一種潛在的烏托邦場景。我們已經有了一代激進的網際網路青 年，現在這些人正在成為年輕人中的大多數。另一方面，我們也在匿名化、出版自由和逃避審查方面做著絕望的鬥爭，太多的政府和私人部門勾結起來對抗我們的努力，但是，讓我們做個最積極的假設，看看事情會變成什麼樣子。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我認為我們需要有自由閱讀和自由發言的權利，並將這種權利惠及每一個人，沒有一個人被排除在外，沒有任何例外，這裡我可以借用比爾·希克斯（Bill Hicks）的話。1這是他在談到教育、衣服和食物問題時表達的看法，但用在這裡也是恰當的。每個人都有權自由地閱讀，每個人都有權自由地表達。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匿名發言的權利，讓人們能夠不受第三方干擾地進行支付，讓人們能夠自由地旅行，讓人們能夠在系統中糾正關於自己的資訊。讓我們所看到的各種機構的系統都變成透明和可問責的。

安迪·米勒–馬貢：我想要再加一個觀點，那就是隨著資訊處理系統及網路的增加，隨著像Tor和加密技術這樣的工具的出現，能夠被壓制的資訊的數量已經變得相當少了，這意味著政府也知道他們只需要做這些事了。他們知道，在今天，祕密行動僅僅意味著能在一段時期內將行動保密，這些行動遲早都是要公之於眾的，這是件好事。這改變了他們的行為方式。這表明他們也知道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這也意味著他們將告發活動強加進了事情的程序當中，就像《薩班斯法案》（Sarbanes- Oxley Act）要求在美國股市註冊的公司具有告發的機制，以便讓想告發犯罪行為和上司的不端行為的人可以有告發的渠道，而不必受到他們所告發的人的直接阻擾。2所以，這是件好事，這會在長期中帶來更具有可持續性的程序。

熱雷米·齊默爾曼：對雅克剛剛所說的再做一點補充，我認為，我們必須讓每個人都明白這一點，一個自由、開放、普遍的網際網路可能是我們處理關鍵的全球性問題的最重要的工具，我們這一代人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可能就是保護這種網際網路，將它置於我們的掌握之中。一旦某方面的力量——無論是政府勢力還是公司勢力——要限制某些人接觸這種普遍網際網路的能力，整個網際網路都會受到影響，整個人類都會受到限制。正如我們正在見證的，我們能夠依靠集體行動來增加這種決策的政治成本，所有訪問自由網際網路的公民都能阻止這種行為。我們開始意識到，作為網際網路公民，我們在政治決策中有這樣的權力，我們可以讓我們選出的代表和我們的政府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更加負責，特別是當他們做錯事時，當他們損害了我們的基本自由時，當他們損害了這種自由的全球普遍網際網路時。

所以，我們應當把這些想法付諸實踐。我們應當繼續分享這種知 識，教會人們如何實踐這些想法。我們應當繼續改善我們的行動方式，交流關於走進議會的策略，曝光政客們的所作所為，披露工業遊說集團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影響。我們應當繼續開發工具，讓公民們更有能力去建造他們自己的去中心化加密基礎設施，擁有他們自己的通訊基礎設施。我們應當向全社會推廣這種觀點，這種建立一個更好的世界的方式，而且，我們也正在開始這樣做，我們只是應當繼續努力。 朱利安·阿桑奇：雅克，如果你看一下葉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對網際網路問題的描述，你就會發現，這些問題是多年以前密碼龐克早就預見到的。3這種觀點認為，人們對新興的監控狀態不能僅僅是抱怨一下，事實上，我們能夠開發出一種新的民主工具。事實上，我們能夠運用我們的智慧開發出這些工具，將這些工具散發給其他人，促成集體防禦。技術和科學並不是中立的。某些特定形式的技術可以帶給我們基本權利和自由，而這些權利和自由是許多人長久以來所渴望 的。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完全正確。我認為關鍵是人們應該走出來，特別是那些十六七歲的年輕人，如果他們希望建設一個更好的世界的 話。沒有人是坐在家裡就能把事情辦成的，世界上也從來沒有人一出生就帶著將來能刻在他們墓碑上的成就。我們所有人都要創造更多的選 擇。在座的各位都在創造這種替代選擇，特別是通過網際網路，每個人都有權為他們自己的生活環境做出更多的創造。這裡並不是說他們有義務進行這種創造，而是說，如果他們願意，他們就能夠這麼做。而一旦他們這麼做了，勢必會影響更多人，特別是在網際網路上。這種對替代選擇的創造具有一種放大效應，會得到不斷增強。

朱利安·阿桑奇：所以，就算你只是為了自己使用而創造了什麼東西，你也可以把它提供給數十億人使用。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或者說，一旦你參與匿名網路的開發，就像Tor這樣的網路，你就幫助建立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匿名通訊的替代選擇。

熱雷米·齊默爾曼：這是關於自由分享知識的問題，也是提供一種可供知識自由分享的通訊渠道的問題，這就是你正在從事的工作。Tor 是一個在今天得到廣泛傳播的自由軟體，因為我們將自由的觀念內建到我們建立替代選擇、開發技術和模型的方式中。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一個自由的社會需要自由的軟體，我們也需要自由和開放的硬體。

朱利安·阿桑奇：說到自由，你指的是不受束縛嗎？人們可以搗鼓內部結構，看看它是如何執行的？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就是這個意思。我們需要自由的軟體，就像民主制度需要自由的法律，在民主制度中，每個人都能夠學習法律、修改法律，能夠真正地理解法律並確保法律得到如期執行。所以我們也需要自由的軟體，自由且開放的硬體。4

朱利安·阿桑奇：這是密碼龐克的一個觀念吧，“程式碼即法律”（Code is law）。 熱雷米·齊默爾曼：這是拉里·萊斯格的觀點。

朱利安·阿桑奇：在網際網路上，你能夠做什麼是由現存的程式以及程式的執行所定義的，因此可以說程式碼就是法律。

雅各布·阿佩爾鮑姆：確實如此，這也意味著你可以創造替代選 擇，特別是通過程式設計，甚至通過3D列印或其他在黑客世界中存在的社會工具。5你可以幫助創造替代選擇，而關鍵在於使其成為一種常規行為，人們會變得非常習慣於創造他們自己的三維物品，以及改編自己的軟體，這會成為一種社會習俗；而且，他們會意識到，那些阻礙他們這麼做的人根本不是在提供網際網路，而是在製造障礙，他們所提供的只是一種過濾網（filternet）或審查網（censornet），而非網際網路，事實上，他們違背了他們照看網際網路的職責。

這就是我們每個人每天所從事的工作，人們應該知道他們有能力這麼做，既為了子孫後代，也為了當代的同胞。這就是我來這裡的原因，因為如果朱利安正遭受這樣的待遇，而我現在不出來支援他，那我又是在建立怎樣的世界呢？當我讓自己被一群豬玀任意擺佈，我又是在傳遞怎樣的資訊呢？沒門兒，我絕不會讓他們得逞！我們必須去建設，我們必須去改變。正如甘地所說，“你希望看到世界有所改變，必先改變自己”，但是，你希望看到世界有麻煩，也必先使自己成為那種麻煩。6這是《一個更溫柔的世界》（A Softer World）中的一段話，與甘地的名言並不完全一致，但我認為人們需要知道他們不能只是懶散地坐著，他們需要採取實際行動，但願他們能這麼做。7

安迪·米勒–馬貢：我認為我們正恰逢一個很好的機遇，人們會從我們這裡出發，進一步推動事情發展，那些對現狀或現存選擇不滿的人會去創造替代的選擇。

朱利安·阿桑奇：你能在這種背景下談一談混沌計算機俱樂部的作用嗎？

安迪·米勒–馬貢：總是會提到混沌俱樂部……fnord8。朱利安·阿桑奇：因為它確實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 安迪·米勒–馬貢：混沌俱樂部是一個巨型的黑客組織，致力於推廣資訊自由、技術透明的理念，同時也關注人類與技術發展之間的關係，以及社會與發展的互動關係。 朱利安·阿桑奇：這些實際上都是政治問題。

安迪·米勒–馬貢：混沌俱樂部有點兒像一個黑客現場論壇，大概有數千名會員，基本上都在德國，但是我們不認為自己生活在德國，我們認為自己生活在網際網路上，這是我們自我認知的一大部分，也是很誘人的一部分。我們與其他一些位於法國、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黑客團體也保持著良好的聯絡。

朱利安·阿桑奇：那麼，你認為為什麼它會起源於德國？它以德國為核心，並擴張到世界的其他地區。 安迪·米勒–馬貢：德國人總是試圖把每一件事都組織化。

熱雷米·齊默爾曼：德國人的工程學更好。

朱利安·阿桑奇：但是我覺得不只是因為這個。它位於柏林，位於沒落的民主德國。

安迪·米勒–馬貢：這與很多事情都有關係。德國作為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做了最糟的事，所以，也許德國對重蹈覆轍多少有點兒免疫 了，像是對其他國家發動戰爭這類事。我們從前都幹過，我們從前都經歷過，我們也遭到了嚴厲的懲罰，我們不得不從中吸取教訓。而且，實際上，德國的學校現在還在教導這種去中心化的思維方式和反法西斯的行為，就是為了避免成為一個極權主義國家，因為我們曾經歷過最糟的狀況。所以，我覺得這也是理解混沌俱樂部的一個方面：這是一種德國現象。混沌俱樂部的創始人瓦烏·荷蘭德對此也有一種強烈的政治傾向。我在他的墓前見過他父親，白髮人送黑髮人，父親當然說不出什麼高興的話。他只是說：“從此以後，在德國的土地上，再也不會發生任何極權主義的、非和平的行為了。”這就是他的父親在埋葬自己的兒子時說的話。對我來說，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瓦烏會如此投入到他的事業中：影響和照顧他人，與他人和平相處，傳播而不是限制理 念，協同合作而不是獨斷專行。

而且，這種創造性合作的思想，就像開源運動一樣，深深地影響了其他思想，並與美國賽博龐克的思想，以及朱利安·阿桑奇和維基解密所代表的思想一起出現。這是一種全球性的事物，但又帶有瑞士、德 國、義大利黑客各不相同的、高度去中心化的文化態度，這很好。義大利黑客的行事方式與德國黑客的完全不同，無論他們到哪兒，他們都需要做好吃的，而德國黑客則需要讓每件事情都井然有序。我不是說一種方式就比另一種更好，我只是說這些去中心化的文化中的每一種都有其自身的優點。在義大利的黑客大會上，你還能去廚房，你會看到一個非常奇妙的地方；在德國的黑客營地，你可以享受非常棒的網際網路，但最好別去看廚房。但事情的核心還是我們在進行創造。而且，我認為，我們發現自己擁有了某種共同的意識，這完全不同於對國家的認同，無論是德國人還是義大利人，或是法國人或其他什麼國家的人，這都無所 謂，我們只是看到我們都想解決問題，我們都想攜手工作。我們看到了網際網路審查，這是政府在與新技術作對，我們必須克服這種變局。

我們不僅在發現問題，也在尋找解決之道，這是件好事。也許我們還得被迫跟這些垃圾對抗不知道多少年，但是現在終於出現了這樣一代政治家，他們不會把網際網路視為敵人，他們明白了網際網路並非問題的一部分，而是解決之道的一部分。我們的世界仍舊建立在武器之上，建立在祕密權力之上，建立在一個總體經濟框架之上，但是事情也在發生變化，而我真的認為我們在現在的決策制定中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們可以通過一種有爭議的方式來討論問題，就像混沌俱樂部長久以來所做的那樣。我們並不是一個同質化的群體，我們有許多不同的意見。我明白，我們在這裡坐在一起，也並不會馬上就得出最好的答案，我們只是在提出問題，把各自不同的觀點擺到桌面上，讓觀點發生碰撞，看看底線是什麼。這個過程需要持續下去，我們需要一個自由的網際網路來推動這種討論 。

朱利安·阿桑奇：我拋出了這個問題：看看未來世界的最積極方向是什麼樣子。那就是自我認知、多樣性和自決的網路。受過高等教育的全球人口——我不是指正規教育，而是說他們對人類文明在政治、工 業、科學和心理等各個方面的運作方式都有高度的理解——是自由交流的產物，這同時也刺激了新文化的茁壯發展，以及個人思想最大限度的多樣化，增加了地區的自決、利益集團的自決，同時能促進快速的聯合以及超越地理限制的迅速的價值交換，就像“阿拉伯之春”和泛阿拉伯運動中所展現的那樣，那些運動都是通過網際網路才成為可能的。 Nawaat.org建立了Tunileaks，並突破了當局的審查，促進了美國國務院的電報進入到革命前的突尼西亞。在我們與他們的合作中，我們目睹了網際網路的巨大能量，把資訊傳遞到任何需要它的地方，正是因為我們的努力，我們才取得了巨大的回報，並對那裡正在啟動的改革做出了貢獻。9我不覺得這種爭取自決的鬥爭與我們自己的鬥爭有何不同。 最積極的方向必將要求對人類文明的自我認知，因為歷史是不容毀滅的。這意味著新的極權主義國家在現實中不可能再出現了，因為資訊的自由流動，人們能夠私下交流，能夠進行反對那種趨勢的密謀，微型資本也能夠逃離那些不適宜人類活動的地方的控制，得以自由流動。

在這些基礎之上，你可以建立各種各樣的政治體系。如果只有一個烏托邦，那這個烏托邦對我來說就是個反烏托邦。我認為烏托邦的理想必須意味著體系和互動模式的多樣性。你看一看新文化產品、語言的演變和亞文化的躁動和發展，這些事物都形成了各自的互動機制，而這又是因為網際網路而成為可能的，那麼我就可以說，是的，這確實打開了可能的積極道路。

但是，在所有那些趨向同質化、普遍化的可能性中，整個人類文明最終會變成只有一個市場，這意味著，對於每一種服務和每一種產品，你都只能擁有常規的市場要素，例如一個市場領導者，一個老二，一個第三位撿漏的選手，然後就是些毫無用處的散兵遊勇。我認為這將導致大範圍的語言同質化、大範圍的文化同質化，以及大規模的標準化，這樣才能夠讓那些快速交易變得更有效率。所以，我認為這種悲觀的場景也是非常有可能出現的，而跨國監控和無窮無盡的無人機戰爭也會落到我們頭上。 實際上，我倒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我偷偷溜進悉尼歌劇院，去看《浮士德》。悉尼歌劇院在晚上看起來非常漂亮，它有壯觀的內部裝 飾，燈光閃耀在水面上，照亮了夜空。然後，我來到外面，聽見三位女士正在聊天，她們倚著欄杆，俯瞰著黑色的港灣。有位年長的女士在描述她在工作中遭遇的困難，最後我發現她是為中央情報局服務的一名情報官，她以嘶啞的腔調向她的侄女和另一位女士講述她之前對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Senate Select Committee for Intelligence）的抱怨。我想：“所以這是真的了。中央情報局的官員真的在悉尼歌劇院裡晃盪！”然後，我又仔細觀察了一番歌劇院的內部，透過正面宏偉的玻璃幕牆，我看到一切都是那麼幽靜、平和、精緻，但在這當中，有一隻耗子從水面爬上來，進入了歌劇院內部，這耗子在鋪著亞麻布的桌子上躥來跳去，啃咬劇院裡的食物，跳上滿是戲票的櫃檯，享受著這美妙的時刻。而這讓我想到，這就是未來最有可能出現的場景，一個極其狹隘、同質化的後現代跨國極權主義體系，這個體系具有非凡的複雜性、荒謬性和低俗性，在這種非凡的綜合體中，唯有那些聰明的耗子才能自由活動。

這就是消極的方向上的一個積極角度，這種消極的方向通往跨國監控、無人機攻擊和跨國精英的新封建主義關係網。這種關係網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而是各行各業的精英組成的，他們從自己的民族國家中超脫出來，脫離他們的民眾基礎，相互勾結，結果是形成了一種複雜的多黨互動。所有的通訊都將受到監控，並被永久記錄、永久追蹤，從出生到老死，每一個個體的所有互動活動都會在新體制中被永久識別。這就是過去十年來的主要趨勢，我們實際上已經處在這種局面之中了。我認為，這種局面只會造成一種非常壓抑的氛圍。如果所有蒐集到的關於世界的資訊都能得到公開，就能對權力運動形成制衡，並讓作為一個全球文明的我們，能夠塑造自己的命運。但是，除非發生劇烈的變動，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大規模監控正在壓倒性地作用於我們中的大多數人，而將權力不成比例地轉移給那些謀劃這種局面的人。儘管我認為這些人也不會享受這種美麗新世界。這種體系也將與無人機軍備競賽結合到一起，並消除我們所知的明確劃分的邊界，因為這種邊界是由於物理斷裂帶上的競爭而產生的。這將導致一種永久性戰爭狀態，因為獲勝的影響力關係網正開始動搖世界，要求世界做出妥協。與此同時，人們將葬身於無可解脫的官僚制強壓中。

一個普通人如何能在這樣的體系中得到自由呢？根本不可能，這是不可能的。在任何體系中，任何人都不可能獲得完全的自由，但是，我們作為生物進化而來的這些自由，我們作為文明所習慣了的這些自由，幾乎將會被這種體系徹底毀滅。

所以，我認為，只有那些在這個體系的內部受到過高等教育的人，能在未來保住這種我們在二十年前曾享有過的自由，因為監控狀態已經把大部分自由都徹底毀滅了，我們根本無法再意識到這種監控的存在。所以，可能只有高技術的反叛精英才是自由的，那些在歌劇院裡跑來跑去的聰明耗子。

註釋

1. 比爾·希克斯：“Bill Hicks - Positive Drugs Story”，http://youtu.be/vX1CvW38cHA（訪問於2012年10月24日）。
2. 2002年的《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The Sarbanes-Oxley Act）是美國為迴應安然（Enron）、泰科國際（Tyco International）、阿德菲亞（Adelphia）、百富勤系統（Peregrine Systems）和世通（WorldCom）的公司會計醜聞而通過的一部法案。該法案的目的是消除會導致這些危機的同類腐敗行為。該法案的1107條被編入美國法典1513（e）［USC 1513（e）］，將報復告發者的企圖視作一種犯罪行為。
3. 葉夫根尼·莫洛佐夫的《網路錯覺：網際網路自由的黑暗面》（The Net Delusion: 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 Public Affairs, 2011）。
4. 關於自由軟體，參見GNU作業系統網站上的“The Free Software Definition”：https://www.gnu.org/philosophy/free-sw.html。自由硬體指的是不受制於專利智慧財產權的硬體，這種硬體以公開的標準建造，這裡不存在打擊逆向工程或篡改的法律（也沒有反規避法），硬體設計的原 則、指南和方案都是自由獲取的，這樣一來，任何人都可以擁有這種硬體以及建造副本的必要資源。更多關於自由硬體的資訊參見 “Exceptionally Hard and Soft Meeting: exploring the frontiers of open source and DIY”，載於EHSM：http://ehsm.eu。亦可參見維基百科上的“Open-source hardware”：https://en.wikipedia.org/wiki/Open-source_hardware。（所有連結均訪問於2012年10月24日）
5. 關於使用自由和開放的硬體進行3D列印的資訊，參見RepRap 3D印表機的一段介紹視訊：http://vimeo.com/5202148（訪問於2012年10月24日）。
6. “成為你所希望看到的世界中的麻煩”（Be the troubl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語出《一個更溫柔的世界》（A Softer World），這是一個網路漫畫刊物：http://www.asofterworld.com/index.php?id=189（訪問於2012年10月24日）。
7. 想要進一步瞭解這段討論中的相關問題，雅各布推薦以下兩個書目資源：“匿名書單”（The Anonymity Bibliography），關於匿名的論文精選，由羅傑·丁格勒戴和尼克·馬修森管理：http://freehaven.net/anonbib；“審查書單”（The Censorship Bibliography），關於審查的論文精選，由菲利普·溫特（Philipp Winter）管理：www.cs.kau.se/philwint/censorbib。（兩個連結均訪問於 2012年10月24日）
8. fnord代表句子中故意留下空白。
9. Nawaat.org是一家獨立的集體部落格，於2004年在突尼西亞建立：http://nawaat.org/portail。Tunileaks由Nawaat於2010年11月建立，它釋出了維基解密上有關突尼西亞的電報：https://tunileaks.appspot.com。更多關於Tunilinks以及本·阿里政府對其採取的審查行動的資訊，參見 “Tunisia:Censorship Continues as Wikileaks Cables Make the Rounds”，載於Global Voices Advocacy，2010年12月7日，http://advocacy.globalvoicesonline.org/2010/12/07/tunisia-censorship-continues-as-wikileaks-cables-make-the-rounds。（所有連結均訪問於2012 年10月24日）